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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玻尔是N.玻尔和M.玻尔夫妇的第四个儿子。他生于1922年，也就是他父亲荣获诺贝尔奖的那年。在他童年时代，父母亲住在哥本哈根的理论物理研究所，那些被吸引到该研究所的志同道合的杰出的科学家们便成了玻尔家孩子们的叔叔：克拉茂斯叔叔、克莱茵叔叔、仁科叔叔、海森堡叔叔和泡利叔叔等等。 经历 A·玻尔，全名为阿格·尼尔斯·玻尔（Aage Niels Bohr），于1922年6月19日出生在丹麦哥本哈根，他是20世纪世界物理学泰斗、量子物理学先驱尼尔斯·玻尔（Niels H· D· Bohr，1885-1962）的第四个儿子。几个月后，他父亲因对原子结构理论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追随父亲的足迹，阿格在原子核物理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于1975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阿格从小就在一群卓越科学家——“克莱默斯叔叔（亨德里克·克喇莫斯）”、“克莱茵叔叔（奥斯卡·克莱因）”、“仁科叔叔（仁科芳雄）”、“海森伯叔叔（海森堡）”和“泡利叔叔（泡利）”等——的身边长大（他们都与阿格的父亲共事过），在嘉士伯荣誉公寓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从1932年起，阿格的父母经常在那儿接待学者、艺术家和公众人物。就在纳粹德国占领丹麦后不久的1940年，他开始在哥本哈根大学攻读物理学学位。 1943年10月，N·玻尔和他全家为了逃避纳粹的逮捕，从丹麦逃到瑞典。此后两年间，A.玻尔协助父亲在伦敦、华盛顿和洛斯阿拉莫斯为原子能计划工作。回到丹麦后，A·玻尔在1946年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工作。1948年，他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成员。通过与哥伦比亚的拉比的讨论，A·玻尔对原子光谱的超精细结构所提供的关于核的对称性的迹象产生了兴趣。 在重元素中，原子核中的电荷分布比G·梅耶和詹森提出的壳层模型所预言的要不对称得多。A·玻尔回到哥本哈根同莫特尔逊开始研究一种核模型，在这种模型中，原子核中有单个核子的运动，而同时，原子核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改变形状，转动它的取向。这类似于一个蜂群，其中每一个蜂都在快速飞动，但是整个蜂群作为一个整体在慢慢地移动。 原子核的集体运动受到单个核子运动的强烈影响。反过来，前者也影响后者。1951年，A·玻尔发表了他对原子核中这两种基本运动方式相互影响的研究成果。其后几年中，他又和莫特尔逊系统地分析了上述运动对核性质所产生的后果。后来找到了一个引人注意的证据，这就是，确有一些核，其能级可以通过假定它们形成一个转动谱来解释。 成就 自从大学学习结束后，A·玻尔就与N·玻尔研究所保持联系。1956年，阿格回到哥本哈根大学，1963年接替父亲成为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70年之后，他减轻了自己的行政事务职责，专心于研究工作，但他仍担任北欧理论原子物理研究所所长。 阿格和莫特尔森在《原子核结构》、《单粒子运动》（1969）和《核变形》（1975）等专著中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对原子核的理解。1975年，阿格、北欧理论原子物理研究所（NORDITA）的本·R·莫特尔森（Ben Roy Mottelson）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利奥·J·雷恩沃特（Leo J.Rainwater）三人因发现原子核内集体运动和粒子运动之间的联系以及基于这一联系而发展的原子核结构理论而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奖之后，阿格成为了北欧理论原子物理研究所所长，任期至1981年；1982年，他开始与欧雷·乌尔夫贝克（Ole Ulfbeck）合作开设一门新的研究生课程“量子和物质的组成”；在1986～2009年间出版的五部著作对量子不确定性的起因和内容作了重新评价。 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宴会上，A.玻尔把答词致给“亲爱的学生们”，并以下面这段话作为结束语：“向到此地来的具有清新头脑和具有与富有创造力的青年相处经验的人们，解释我们的认识，这本身就是一种鼓舞人心的丰富源泉。经常不断地询问我们的价值和成就是一种挑战，没有这种挑战，科学和社会就不能保持健全的发展。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革命变革的时代，旧的框框不能满足我们的思想需要，这就导致了对权威和传统的高度不尊重，这种情况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对这种不尊重的传统也可以加以不尊重地看待。” 生活 阿格酷爱古典音乐，对钢琴演奏颇有热情。他于1950年与玛丽埃塔·索菲（Marietta Soffer）在纽约结婚，生有两男一女。索菲于1978年去世。1981年，本特·M·夏夫（Bente M.Scharff）成为阿格的第二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的去世对阿格打击很大，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他慎重地调整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卸去了在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和北欧理论原子物理研究所担任的领导职务。 |
缘主八字测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