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友植

朱友植是惠州人氏。

朱友植，出生于1936年。河源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后任惠州市市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朱友植，1980年任中共惠阳地委农村部长，1983年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1988年地改市后，任中共河源市委书记；1989年任中共惠州市委书记。

惠州地处东江中下游，在惠州设市前十年乃至改革开放前，惠阳地区辖下包括现在的惠州、宝安、东莞、河源海丰、陆丰等县市。1988年后，惠州正式设地级市，管辖现在的惠城、惠阳、大亚湾等三区和惠东、博罗、龙门等三县。

惠阳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落后，相当大部分地方连饭都吃不饱；二是工业落后，甚至基本是空白，群众收入很低，这是当时最突出的两大难题。过去历届党委和政府都把解决两大难题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千方百计寻找工作的突破口。经过他们多年的努力，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不断地发展了生产，逐步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两个问题最终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实行改革开放，为我们惠州解决这两大难题找到了切实可行的途径，通过这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只有全面推行改革开放，这两个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实行改革开放最突出的成果，就是解放了束缚人们的旧思想观念，快速发展了生产力，把惠州从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城市转变成以工业经济为主的城市，大力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使群众从贫穷变得富裕。

我从1963年开始，除惠州设市之初的一年多在河源任市委书记外，一直在惠阳地区和惠州市工作。一直以来，我对这块土地饱含着无限的深情和热爱，亲历了惠州在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难忘的历程，也见证了这块土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沧桑。

包产到户，解决吃饭问题

温饱问题关乎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一个根本性的社会问题。

过去没有很好地解决吃饭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

在改革开放前，特别是十年浩劫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时农村实行统一生产经营，统一分配，极大伤害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导致吃饭也成了问题。解决吃饭问题成了全国上下的头等大事。

在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惠阳地区有个别少数地方也偷偷摸摸搞过包产到户，叫做单干风，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单干风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一律禁止不准搞包产到户。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背景下，农村又开始出现了包产到户的现象。

当时，在惠阳地区最早搞包产到户的是紫金县上义公社。1979年冬，该地农民偷偷自发分田包产到户进行冬种，竟然获得大丰收，收成等于半年打的粮食。农民心里乐开了花，尝到了包产到户的甜头，来年春秋两造还是继续包产到户。过去集体的禾苗与自留地的禾苗区别很大，自留地长的是一类禾，集体的只是三类禾，包产到户后，包产田的禾苗与自留地的禾苗一个样，都是一类禾，夏秋两造又获得大丰收，不但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吃饭问题，而且把六、七年欠缴的公粮全部上缴完了。这一现象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我就亲自到上义公社调查，写了一个调查报告，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好处，也陈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

上义公社包产到户和获得丰收的消息在紫金全县不胫而走，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包产到户很快在全县大面积进行。这是我到紫金检查春耕工作时才发现的，我就询问县里和镇里的领导，他们对此却不清楚。原来是各村利用干部春节放假的空档开会自发决定包产到户，当时也有干部发现有些村在丈量分田，但村里解释说是在搞生产责任制，短短半个月时间，紫金县大面积搞了包产到户。

在当时整个气候下，对包产到户还没有开绿灯。省里为此召开全省地委一级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议题就是纠正包产到户，紫金因为是当时包产到户最多的县，其负责人也列席参加。会后，省里派省农委主任杜瑞芝同志到惠州，带上我的调查报告，到紫金实地调查包产到户的情况。在紫金调查以后，他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是积极的。尽管当时的调子还是要纠正包产到户，但县委的纠正工作无法展开。这段时间全区各地都先后或多或少出现包产到户。事实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民心所向终将成为潮流。党在关键时刻顺应民意，实事求是，英明决策，态度明确，充分肯定了包产到户。中央的态度和精神明确后，惠阳地区包产到户在1980年后全面展开，农村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包产到户最突出的成果就是解决了吃饭问题，过去一直以来无法完满解决，经过体制上的改变，问题全解决了，使农村工作局面完全扭转过来。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最早是从农村开始的，突破口就是包产到户，这是改革开放打响的第一炮。包产到户不但起到了解放生产力的作用，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而且在思想上给当时各级干部起到很大的启迪作用，冲破了旧思想旧体制的束缚，解放了思想，这一点对城市的改革开放有着巨大的借鉴作用，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思想洗礼。

包产到户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千百年来执政者一直追求的目标。我们共产党人勇于探索，实事求是，在关键时刻把握住历史的机遇，大胆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最终实现了一代代人追求的最基本、最普遍的人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发展工业，解决富民问题

惠州地处我国南部沿海，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是实行战备的地区，国家从战略出发没有在此布置工业项目，在改革开放前惠州的工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的班子就是想搞工业都一筹莫展。

人民要走向富裕，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工业作为强大的基础，只能是纸上谈兵。要真正解决富民问题，发展工业是唯一的出路。惠州虽然面临诸多先天不足的问题，但却拥有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干部群众思想解放、区位优势明显等特点。改革开放春天的到来，为惠州的工业发展推开了机遇之门。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从实际出发，确立了新的工业发展战略。先走外向型的道路，大量吸引外资，大进大出，形成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和合资合营企业群，继而在此基础上推进本土化工业发展。

总的来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惠州的工业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

一、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末期的“引资潮”

惠州在改革开放之初不像相邻的深圳、东莞那样属于开放地区，缺少开放地区的优惠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惠州没有坐上改革开放的头班车。

当时市委班子的头脑比较清醒、思想比较开放，立足现实，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办实业，打基础”的号召，狠抓工业发展。方法就是从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去办工业，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比较大胆的。经过一段时期招商引资，大批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纷纷落户惠州各地，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为惠州打下了发展工业的基础。

二、催生惠州热的“熊猫效应”

熊猫汽车项目是1989年上半年奠基的，在当时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该外资企业投资惠州，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时，多位国家领导人相继视察惠州，各部委办的领导也纷纷到惠州来考察，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使熊猫汽车项目在国内迅速掀起了一场惠州热。

这一年年底我奉调回惠州任市委书记，和班子成员一起，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对该项目进行立项做了大量工作。省有关各方也大力支持，为该项目的推进不遗余力。熊猫公司也开始在大亚湾投资建造厂房，他们在美国收购了一个汽车厂，正准备把全部设备转移到大亚湾的厂房来。后来国家提出坚持两个百分之百条件：百分之百独资，百分之百外销。这两个条件无法满足熊猫公司原来的期望，双方谈来谈去就一直拖下去，直到后来谈判搁浅才停止了投资。

当时我们对熊猫汽车项目抱着很大的期望，积极引进该项目是基于一个现实的认识：惠州在开放初期没有坐上头班车，大量的三来一补企业已经转移到深圳、东莞等地，大量引进三来一补企业的前景不容乐观，惠州工业要大发展，不能追着别人的后面搞三来一补，还是要充分发挥我们的各种优势，用大项目推动我们的工业发展。

熊猫公司虽然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停止了投资，但大项目效应促进了惠州工业的发展步伐，提高了惠州的知名度和投资温度，使惠州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

我们抓住这个机遇，乘势而上，用尽各种方法和优势大搞招商引资。

一是以后发优势引资。惠州具有得天独厚的后发优势：拥有天然的深水良港、有大片可以满足大项目落户的土地；二是以良好的投资环境引资。我们趁这个时期大搞公路、港口、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投资环境；三是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引资。工业园区可以起到聚集效应，基础设施较齐全，管理成本较低，工作效率高，政策优惠。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大亚湾经济开发区就是在这时设立的，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国家批准的最后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筑好凤凰巢，引得凤凰来”；四是以优惠政策引资，与熊猫和壳牌等其它项目一样，我们在水电、土地供应等方面都给予优惠；五是以诚信引商，主要领导与外商都以诚相待，言而有信，不让外商吃亏，而让外商发财，积极帮外商解决困难。

惠州在这段时期引进了一大批三资企业甚至跨国大公司，诸如索尼、LG、飞利浦、联想等等世界级企业纷纷到惠州设厂。特别是大量的电子通讯企业落户惠州，奠定了惠州发展电子通讯企业的基础，如今的数码城和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建立起一系列的电子通讯企业，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TCL集团。20世纪80年代初，TCL一个小小的电子企业靠5万元起家，它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道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现在变成一个实现400多亿销售额、品牌价值410亿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彩电生产销售全国第一，世界第五，电话、手机、电脑、空调等产品行销世界各地，不但是国内最大的电子企业之一，而且带头冲出国门，变成一个跨国的企业集团。特别是TCL率先改革企业管理体制，在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实行授权经营、股权奖励，成为全省推广的典型。TCL是惠州发展电子产业最优秀的代表，对惠州电子工业的发展功不可没，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惠州孕育了TCL，TCL让惠州走向世界……

我一直强调要走TCL模式发展惠州工业，打造一批市场潜力大、发展前景好的产业群。在引进大批企业后，我们当时提出上规模、组集团、抓质量、创品牌的战略，把原来由各单位分管的合资和自创企业收拢起来，从星星到月亮，组建六大集团：TCL、德赛、华阳、麦科特、纺织等。集中管理，规模运作，打造出自有品牌和经济航空母舰，又由月亮带星星，带动一大批工商企业走向市场的海洋。事实证明，我们在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电子通讯工业的战略上和实践上都是成功的。

三、影响深远的“壳牌效应”

壳牌公司是国际上一个著名的跨国企业集团，是世界性的行业龙头之一。壳牌项目投资规模大，投资金额达40.5亿美元，是中国实行开放改革以来引进的最大中外合资项目，年产乙烯逾80万吨和230万吨化工产品。

该项目从1989年开始接触、谈判到签约，历经了十二个春秋。十二年的谈判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其中一波三折，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投资巨大，双方必须进行慎重的合同谈判，作为一个必须合作50年的大项目，无疑需要足够的论证时间。同时，在20世纪九十年代，市场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项目最初准备建成石油化工和提炼一体化企业的计划必须重新评估，并且环保评估也要做更多的工作。谈判主要围绕三方面：一是投资规模，二是投资回报率，三是环保问题。

投资规模和回报率，各方都要慎重考虑，国家从战略出发也需要一个全面的决策过程，外方从其全球布局和效益预期等角度也要认真评估。

壳牌项目的环保评估是相当严格的。作为提供厂址和基础设施的地方政府，我们也十分重视环保评估。当时广东省人大有一个法规规定，不能在渔业保护区的范围搞工业，大亚湾是渔业保护区，该项目建在大亚湾与相关法规有所抵触。法规体现了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的意志，我们必须与法律保持一致，履行环保责任。

我们为此提出两个选址方案：一是大亚湾，二是惠东平海的碧甲。碧甲在大亚湾外面，符合法规的要求，但是外方一直坚持大亚湾作为厂址，综合各方的意向，最后取消了平海碧甲的方案。

但是选址大亚湾却面临着环保难题。当时省政府和省人大对壳牌项目也十分支持，经过各方的努力，最后订出了一个方案，从大亚湾厂址到外海之间铺设一条20多公里长的排泄管道，解决经环保处理后的工业废水问题，环保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中海壳牌石化项目合营合同于2000年10月2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卫留成和英荷壳牌化工公司首席执行官亨克斯签订。10月29日下午，中海壳牌石化项目惠州地方合同在惠州天悦大酒店签署。

该项目的最终签约和实施体现了各方的诚意和努力，在惠州的工业发展史上是个经典历程，充分体现了惠州人在工业发展上的强烈愿望和进取精神。

壳牌项目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孤立的设立，它带动了一个行业和一个产业群，衍生的产业链将对惠州未来的工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确立了惠州作为石化城的战略地位，为惠州经济向纵深发展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它的落户和投产，使惠州经济全方位驶上了快车道，奠定惠州在新世纪的发展格局。

以上三次大发展，纵横交错，编织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工业发展蓝图，为惠州经济新一轮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富民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清晰的路线图，顺着这条发展路线图，惠州整体实力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进入另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一切，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才能达到，所以，改革开放是惠州各项事业向前迈进的最大原动力。

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后，今天的惠州已成为闻名遐迩的数码石化城，成了投资热点。惠州从一个内江码头城市逐步转变成海滨城市，城市轴线和骨架不断延伸，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不断升级，发展势头喜人。

总的来讲，惠州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也是我们能够取得成就的最大优势。

惠州的发展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后来居上，关键在于从市委班子到全体干部的上下团结，群策群力，具有坚韧不拔、目标如一、共图伟业的精神。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历届政府的正确决策和实事求是的发展思路得到很好的延续和执行，一以贯之，这是我们的组织、思想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