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

启功（1912年6月1日-2005年6月30日），自称“姓启名功”，字元白，也作元伯，笔名元佰、少文，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族人。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

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北京高校书法，北师大启功、首师大欧阳中石、北大李志敏，三足鼎立。

早期

启功先生受业于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散文、历代诗选和唐宋词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他执教六十余年，在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人才。他为促进祖国教育事业，报答老师教育之恩，延绵陈垣先生的教泽，用出售字画所得200余万元，设立了励耘奖学金。

生平

1913年，父亲去世，随祖父生活。为祈福，祖父曾让他拜雍和宫的一位老喇嘛为师，做记名的小喇嘛，取名“察格多尔札布”。当时正是辛亥之后，清帝逊位，其曾祖绝意政治，不愿居京城，以示不再过问国事。恰其曾祖有一门生，名陈云诰，亦是翰林，家为河北易县首富，广有资财，于是出资在易县城中购买房舍，请其曾祖居住。曾祖乃携家人迁居易县，启功时年方三四岁。稍后，入私塾读诗文。

1933年经傅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垣，涉足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后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

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

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

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

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

1988年，启功当选为北京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在他的郑重提议下，张旭当选北京书法家协会主席，李志敏当选第一副主席兼任评审委员会主任，柳倩、蓝玉崧、谷溪为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卜希阳、尹瘦石、吴未淳、欧阳中石、秦公、袁其微、徐焕荣、康殷为评审委员。 [15] 

1993年，为纪念北京书协成立十周年，启功题名、李志敏撰写前言的《北京书法家论文集》，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了启功、李志敏、徐邦达、陈玉龙等50位享誉中外的老一辈书家、书法理论家、资深鉴定家和部分展露头脚的中青年书法新秀的重量级论文61篇，该书学术品味高，理论性专业性强，在书法界引发强烈反响。

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病逝于北京。

著作

其主要著作《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札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

《启功全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启功全集》共20卷，前10卷为著述，包括诗词创作、讲学、口述历史、书信、日记等，后10卷为书画作品，汇集了启功先生创作的册页、成扇、手卷、横幅、立轴、字课、临写等。《启功全集》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极大的鉴赏价值和极高的研究价值。

家谱

雍正帝胤禛——五子和亲王弘昼——一子永璧——二子绵循——三子奕亨——五子载崇——二子溥良——长子毓隆——独长子恒同——独长子启功

启功出生于书香世家，启功之祖父毓隆（1872年－1923年）幼承家学，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甲午恩科二甲109名进士，散馆授编修。

启功之曾祖父溥良（1854年－1922年）年轻时，请求革去封号、俸禄，参加科举，并考中光绪六年（1880年）二甲第三十七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启功之远祖和亲王弘昼（1712年－1765年）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王爷，喜好办丧事，吃祭品，但亦有历史学家指他其实是为免卷入弘时（雍正三子）和弘历（雍正四子乾隆皇帝）对皇位的争夺而以“荒唐”为名韬光养晦。 

艺术特色

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他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甚至对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做得一手好诗词，同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尤精碑帖之学。

欣赏他的书法作品，总要联想到他对碑帖的精深研究，因为他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碑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他就是这片园地的开拓者之一。这门学问除夸扬珍异、竞炫收藏的古董藏家不能算外，其路子约分为二类：一是研究其中历史资料，以碑刻文辞证史补事，或校读文辞；二是赏鉴、研究其书法艺术。启功先生兼于两者，更精于后者，他在两者之间融合贯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篱。“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他写这首诗是有感于过去多少鉴赏家重视碑帖的书法，而对其中文辞则往往视而不见。名家如孙承泽、翁方纲以及叶昌炽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过文辞内容。正因为这样，他把历来定论的《曹娥碑》驳得体无完肤。因此，所谓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更何况蔡邕的书丹。

启功先生的书法理论著作，我最喜欢他的发比喻，时出妙语，对书法艺术以及书法史上的许多问题，有其独特的《论书绝句百首》，这是他数十年书法实践、研究的体会。特别是诗中的自注，行文隽逸，阐见解。我自己有些长期窒碍的问题，读了之后感到迎刃而解，有豁然开朗之感。诸如考证《鶺鸰颂》出于开元翰林供奉之手；日本藤远后之临《乐毅论》以证明王羲之书体势之雄强；鉴定张旭书庾信《步虚词作》实为大中祥符以后宋之笔；以西陲晋人残纸证《阁帖》中索靖书法的本来面目。这些都是翻书法史上成说的案，论据充分坚实有力，不得不令人信服。此外如论蔡襄、祝允明书法之未成自己体段；柳公权、黄庭坚书法用笔尽笔心之力，结字聚字心之势。而其中对历代著名书法家之特色，各时代书法的体势、风格，以至辨别书体源流，变迁原因，都是非常精辟的，山东文轩画廊推荐书法家。

30年代末启功先生参加了近代著名国画团体松风画会 ，取号“松壑”。松风画会迄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并产生了溥雪斋（松雪）、溥佐（松堪），关瑞之（关松房 嫡传）三位画会领导人。

启功先生的画《秋山》——画中远山微云掩映，楼阁隐现，恍若不可企及的仙境，与这仙境相对应的是建在水边的荒野村居、自横的小舟。披麻皴和淡墨的点染，使画中自有一种清静的意韵。

而温润的设色，又使这清静中多了种关怀人世的态度，从而使画家旷达、自然的胸怀尽寓其中 。（画图欣赏）

艺术贡献

成就在书法→自创“启体”卖价高

启功曾临习大量碑帖，他的书法作品，无论条幅、册页、屏联，都能表现出优美的韵律和深远的意境，被称为“启体”。书法界评论道：“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

对于书法艺术本身，他也有很多创见。一般人学书法都是从写“九宫格”或“米字格”开始，并把字的重心放在方格中心。启功却发现，字的重心不在传统的米字格的中心点，而是在距离中心不远的四角处，还推算出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正符合所谓的“黄金分割率”，对学习书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启功的书法作品在市场上极受青睐。以2003年北京春拍为例，中国嘉德共推出他的10幅作品，全部成交，其中超过8万元的有4幅，《行书唐宋诗七幅》镜心被拍至41.8万元，成交价令人咋舌。

绘画

绘画→山水竹石表意趣

启功画作的风格是：构图严谨，手法生动，色彩鲜明，韵味悠长，尤其擅长山水竹石，极富传统文人画的意趣。“秋山人在画中行”是其常用的题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已在画坛崭露头角，50年代达到艺术高峰。他也曾作画卖钱，贴补生活。

启功晚年画作价位呈稳定上升趋势。中国嘉德1999年秋季拍卖他的《朱竹墨石图》，以7万余元成交。到了2002年，同样的四尺整纸启功朱竹图价位已在10万元以上了。启功眼疾加重，作画十分困难，画作更显珍贵。

他多次为国家领导人出访及国际交流绘制作品。启功生前风趣地说：“我这里是礼品制造公司。” 

学术成就

启功除了是当代著名书画家，亦通晓语言文字、古书画鉴定之学，其中尤精碑帖研究。在碑帖之学上，启功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启功尝作诗论曰：“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一改以往名家学者，如叶昌炽、翁方纲等研究历代碑帖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知书法，而略其辞章之习。

除研究方法开拓新途外，启功更对《孝女曹娥碑》的真伪作出一锤定音之论，判定历代相传的《曹娥碑》殊非王羲之真迹。期间，虽有部分学者提出异议，如香港学者陈胜长曾撰〈绢本《孝女曹娥碑》墨迹考辨〉与之辩论，惟启功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与深厚学养，对陈氏之立论作出有力反驳，并深责陈氏之说乃“一派胡言”，终使《孝女曹娥碑》的真伪得以辨明。详细论述请参考启功《论书绝句》《古代字体论稿》《论书札记》等书。

贤惠的妻子

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

自从结婚后，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在“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但她却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我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 在她生前我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儿身体不好，没能和我一起挺过漫漫长夜。她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