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

广州市 番禺区名人录

[公元1881年－1968年]中国近现代学者、书画家、社会活动家、收藏鉴赏家

叶恭绰(1881～1968)

字裕甫（玉甫）、誉虎，自号遐庵。广东番禺人。祖籍浙江余姚。历任北洋政府交通部司长、局长、次长、总长。曾赴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政治、经济、交通、教育。提倡交通救国，著写《交通救国论》。在交通部总长任内，指派部员分赴交通部所属各校调查，于民国9年（1920年）提出“以南洋(即上海南洋大学)为中坚，合并成一所学校，名为交通大学”的主张，并着手筹备改组，次年2月，组成交通大学校董会。3月，经校董会选举、国民政府批准，叶恭绰为校长。同年12月，奉系军阀上台，被通缉，出逃日本。抗日战争期间，以卖字画度日，多次拒绝日伪收买，保持民族气节。民国36年，交通大学命名51周年校庆，校友们出于对他的敬意，改工程馆名为恭绰馆。

名族出身

叶恭绰于清朝光绪七年十月初三日（1881年11月24日辰时出生在北京城内米市胡同，其祖父叶衍兰当时在京官拜军机章京。叶恭绰籍贯广东广州府番禺县，其先祖叶梦得定居浙江余姚，故余姚为祖籍。到乾隆年间，叶恭绰的六世祖叶谦亨才入广东为官，遂迁籍于番禺。因此，叶氏属于“捕属”人，即由外省落籍广东者。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叶恭绰遇到广东人、浙江人、北京人，均称“老乡”。 

叶恭绰是叶衍兰的第三子叶佩琮与原配俞氏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因为二哥叶佩玱没有后代，所以叶佩琮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遵父命把虚岁十一岁的叶恭绰出继给叶佩玱。

叶氏家学渊源深厚，时人称“番禺人文之盛，素著东南，而潘氏、叶氏尤为名族”。 叶恭绰秉承家学渊源，熏习有自，少年时即向名师授业。当列强入侵，国难频仍，少年叶恭绰便关心时务，“醉心”新学，志在“经世”，养成“未尝一日废书不读，兼好采访询问”，探讨问题的习惯，在中外史地方面，用功尤勤。至于诗词、文章，则属家传，更是不在话下。

求学时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叶恭绰应童子试，作《铁路赋》，为张百熙所赏识，以第一名录取为府学生。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肄业于京师大学堂。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曾在上海广雅书局任主编评事。

涉足交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湖北方言学堂教员并兼上海《时报》湖北访员。还曾在南路高等小学任教。 

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叶恭绰兼两湖师范学堂之普通中学教员。同年捐官为通判。是冬，清廷创设邮传部，任职邮传部文案处，后任路政司科长、主事、郎中等职，曾致力于从比利时商人手中赎回京汉铁路路权。

宣统元年（1909年），升任邮传部承政厅副厅长、厅长。

宣统二年（1910年），升任铁路总局提调，7月派往欧洲游学兼任考查材料事务。

宣统三年（1911年）9月，任铁路总局代局长。辛亥革命时，任内阁议和处参议。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5月任北京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兼铁路总局局长。同年任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副会长，曾撰写《中国铁路之过去与未来》。

民国二年（1913年），仍任交通部路政局长，7月兼代次长。 9月，被授予二等文虎章。 

民国三年（1914年）6月，任交通部次长兼邮政总局局长，次年（1915年）6月，因涉嫌与津浦铁路舞弊案有关，被停职候传四个月。同年12月，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复辟帝制，叶恭绰任大典筹备处会办。 

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叶恭绰去职。 

民国六年（1917年）7月，张勋复辟，皖系的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讨张，任叶恭绰为讨逆军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负责筹集军饷。复辟乱平，叶恭绰被任命为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兼邮政总局局长。

民国七年（1918年）10月，认为西原借款不应牵涉交通事业，遂辞去交通次长职。是年冬赴欧美、日本考察，翌年（1919年）冬回国。

民国九年（1920年）初，任劝办实业专使，8月任靳云鹏内阁交通总长。 

叶恭绰为北洋政府时期深谙铁路交通事业的人才、旧“交通系”的重要成员之一。在交通总长任内，废除中国海军部与日本缔结的无线电信条约，另与美国非德拉公司缔结新约。

民国十年（1921年）3月，交通部将原北京邮电学校、交通传习所、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组建交通大学。叶恭绰以交通总长兼校长，至5月辞校长兼职。同年12月，叶恭绰任梁士诒内阁交通总长。梁内阁受奉系的张作霖支持，因赦免被通缉的皖系军阀政客，极力抑制直系首领吴佩孚，并接受日本政府要求把胶济铁路改为中日合办，遭到直系的吴佩孚极力反对，引发第一次直奉战争。最后，奉系失败，叶恭绰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去职，被迫流亡日本。 [3]居神户期间，阅读了不少的日文书籍。 

南下北上

民国十二年（1923年）5月，叶恭绰前往广州，孙中山任其为大元帅府财政部长，又兼理广东财政厅厅长，未几辞兼职。同年7月，因建设部长林森未到任，由叶恭绰任建设部代部长，并为统一广东财政委员。后任广东国民政府铁道部长。11月，受孙中山委派前往东北，与张作霖洽商讨伐直系事宜。12月，任广州大本营财政委员会委员。 

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叶恭绰兼广州政府盐务督办。8月，任中央银行董事。9月，去财政部部长职。10月，去盐务督办兼职。曾奉孙中山指示，北上从事“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活动。11月，任北京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交通总长。

民国十四年（1925年）9月，兼关税会议特别委员会委员。11月，去交通总长职，闲居于天津。

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张作霖为对抗北伐而组织的安国军政府成立，叶恭绰任财政讨论会副会长，后任全国第一次美术展览会评审员。 

专心文艺

民国十七年（1928年），安国军在与北伐军作战中连连失利，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毙后，安国军政府解体。

民国十八年（1929年），叶恭绰与朱启钤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与朱祖谋、夏剑丞、冒广生等组织词社，又与龙榆生创《词学季刊》。同年，兼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孙科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任命叶恭绰为铁道部部长，翌年（1932年）1月去职。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任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兼总干事、国学馆馆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0月，倡建上海市博物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2月，被聘为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委员会委员，并主笔撰写《中国书画学之概述》；又被选为中国红十字会监事。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文化协进会，并主办广东文物展览会。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叶恭绰发起编印《广东文献丛编》。

民国三十年（1941年），辑刊《广东丛书》。12月下旬，香港沦陷，他移居九龙。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0月，在日方监视下迁居上海，以诗画自娱，闭门谢客，拒受伪职。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编辑刊印梁鼎芬的《节庵遗诗续编》。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叶恭绰由上海到达广州。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叶恭绰移居香港。

晚年时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叶恭绰于1950年由香港经广州到达北京。

1951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后代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1953年10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4年，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参与制定《常用字分类简化表》等；兼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等职。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任中央普通话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他还是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之一，曾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二、三届理事。 

1957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停止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和解聘代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职务。1959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迫害。 

1968年8月6日，叶恭绰病逝，终年87岁。

1979年，改正了1958年将他划为右派的错误。1980年3月全国政协为他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遵其遗嘱，骨灰葬于南京中山陵东侧仰止亭旁。

所收藏品

叶恭绰的收藏包罗广泛。他继承了叶衍兰收藏的六分之一左右，包括明赵左《雪窦山图卷》、清张见阳《仿米山水小卷》与罗聘《鬼趣图》。他成年后也花了大量财力，收藏稀世珍宝，如西周毛公鼎、晋王羲之《曹娥碑》等；收藏了大量乡镇专志、清人词集、清人传记、名僧翰墨、文物图录，如清人词集有5000余种，《全清词钞》有3196家。其藏品类型主要分为五类：

1.

书画名迹。叶恭绰的藏品，早期巨迹包括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唐高闲《半卷千文》，宋元名作如宋徽宗《祥龙石图》卷，梁楷《布袋和尚》轴，文彦博《三札卷》，黄庭坚《伏波神祠诗》卷，王诜《蝶恋花词》卷，陈容《夜饮书楼诗》卷，赵孟坚《春兰图卷》，赵孟頫《胆巴碑》卷，鲜于枢《手写老子》卷、《雪庵和尚书草庵歌》长卷，周伯琦《篆书宫学国史二箴》卷等，无不精妙。

2.

闺秀翰墨。幼年时，叶衍兰收藏中的闺秀笔墨曾经令叶恭绰目眩神迷，其成年后也开始收集本地闺秀的灵墨妙绘，所藏品目自谓“以明末清初为最夥”，见于著录者有宋代朱淑真《璇玑图》卷、元代管道昇《墨竹卷》和《十八尊者图》绣片、明代薛素素《竹兰卷》、邢慈静的白描《大士卷》、马湘兰的《画兰卷》及《兰石》、明清之交黄媛介的《山水》小册、李因的水墨《花鸟卷》、清代王韵香的《空山听雨图》册（叶衍兰旧藏）和《兰花卷》、清代新止夫人绣纱《花卉卷》。书法有明代歌女张二乔摘选《明末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创作的诗文书法，明清间蔡玉卿手书《孝经》。 

3.

乡邦文献。因袁世凯复辟失败，叶恭绰为了洗刷自己先前的袁党形象，开始收集乡邦文献（吴中、广东）。在《矩园余墨》中，叶恭绰写道：“每诵明清间载记所述仁人义士艰难筹策及慷慨捐生，而卒于大局无补诸况，令人陨涕。”这可以说是他的自况之语。启功曾评价叶恭绰，并作《楝亭夜话图》跋语，特意提到了书画鉴赏中，“若只是以神妙能三品从赏玩的角度，其实未足，更重要的是可以见乡贤的行谊，才是上上之品”，这也是对其收藏的赞誉。 

4.

金石。除最有名的毛公鼎外，叶氏旧藏的青铜器有三四十件，其中有8件曾著录于商承祚的《十二家吉金图录》之中。在他收藏了端方旧藏的王莽量器之后，就开始广泛搜求王莽时期制作的器具，其所藏宣德炉亦有近百具。

5.

佛教艺术。郑逸梅在《艺林散叶》里曾记一笔：“叶恭绰喜藏佛教图书文物，实则彼并不信佛。”但叶恭绰曾自称“奉佛四十载”，并加入佛教协会、在上海修筑“法宝馆”储藏佛教文物。不过他对佛教艺术品的观点是：“余好藏方外书画，非止以信仰故。盖识田所蕴，与众不同；且手眼攸殊、炉锤别具，斩关夺隘、翻海移山，皆视作寻常，故不为时习所囿。” 

因藏书丰富，叶恭绰与李盛铎、傅增湘、罗振玉并称“民国四大家”。 他曾将大批珍贵古籍和文物捐献给图书馆、博物馆。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将地理类藏书等906种3245册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珍藏的文物或捐赠，或出售，尽归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等有关文化机构收藏。如《鸭头丸帖》归上海博物馆，《楝亭夜话图》归吉林省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他及家人曾于1960年、1962年和1971年先后三次将所藏书画、织绣、铭刻类文物20件捐献故宫博物院。

艺术

叶恭绰除早年致力于交通事业外，生平于艺术、书画、诗词、文物鉴藏无不精通。他致力艺术运动五十余年，至老不倦，是中国现代书画大师，20世纪著名文人、收藏家，重要的美术活动家和组织者。

书法

叶恭绰的书法精湛绝伦，“气魄沉雄，风姿挺劲，一扫三百年来的呆滞衰弱风气”。与之交往甚深的后辈启功评其书云：“天骨开张，盈寸之字，有寻丈之势，谓非出于异禀，不可得也。”他早年在家庭的熏陶和自己的努力下，奠下了良好的书法基本功，最初以颜真卿、柳公权为宗，先后临习了《多宝塔碑》《颜勤礼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碑》诸碑，进行了正统的唐楷训练，后对家藏《胆巴碑》真迹临摹甚勤，笔法取赵孟頫，却淘汰了赵书的柔媚甜俗，一变而成挺拔刚劲。其书结体取自褚遂良《大字阴符经》，在谨严中求变化，并掺入些许险笔。此外，他还受康有为碑学思想启发，精研《广艺舟双楫》，一度笃好碑学，从先秦两汉刻石到六朝墓志均有涉猎，在学习中提出了“书法应当以篆、隶为根本……学书应以出土木简，汉、魏、南北朝石刻和晋、唐人写经为基础”的理论。这一时期，“他主张写碑，而不赞成临帖”，还重视从最新的考古发现和时人书法创作风格中汲取精华，尤为难能者是他对近代名家书风均有客观的认识和独道的见解。居闲时，叶恭绰与张善子、张大千、吴湖帆、陈巨来、郑孝胥、傅增湘、张伯驹等来往密切，经常通过各类雅集活动，切磋技艺，交流心得，于活动中见到了众藏家私人收藏的历代书画名迹，进而提升了其自身的审美情趣。 

随着视野开阔，叶恭绰中年以后逐渐认识到帖学书法必成复兴之势，故将注意力再次转向帖学，作书多以行草面目示人。他钟情于宋黄庭坚草法，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方向，由于常年文化之积淀和学养之侵袭，使其草书发生了质的飞跃。总体而言，叶恭绰的草书在继承“二王”传统之上，将褚遂良、赵孟頫与北朝碑刻相结合，以黄庭坚体势加以舒展，最终形成了一种体势雄肆、碑帖兼容的行草书风，此风既有碑之稳健，又有帖之灵动，于厚实凝重中充满了放纵的自信，书作中时现碑派之险笔，并辅之以清新隽永的书卷之气，使其书格远超于常人之上，一派古典新生之风采。对于其书法，画家黄苗子曾回忆道，叶恭绰在“六七十岁以后，更是得心应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特别是二尺以上的大字，写得神采飞扬，气势饱满；一直到八十多岁，写小字还是手不发抖，通篇精力充沛，结构浑成。” 

民国时期，叶恭绰因其在书法上的卓著贡献而成为帖学复兴的重要人物，他出身政界，富收藏，善交友，勤著述，诸多身份和优势把他的书法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和同时期帖学名家相比，叶恭绰书法在格调上较沈尹默更高雅，在笔法上比溥心畬更为随意，在气势上精悍过于白蕉，所以其书风可雄瞻二十世纪帖学书坛。因此，当郑孝胥投向伪满后，遂有论书者遂将叶恭绰推为国内书法第一。

绘画

叶恭绰的画多绘竹梅松兰，尤善画竹，多取元人神韵，秀劲隽上，直抒胸臆。画就辄题诗词。全国性美术展览及书、画团体无不参加。

诗词

叶恭绰是卓有影响的人物。他兼擅文学、书画、收藏，精于赏鉴，词学业绩尤胜。他的词学渊源于曾祖叶英华和祖父叶衍兰的家学以及谭献、文廷式、朱祖谋等清末民国时期的重要词人，在词学思想上经历了与常州词派先离后合的过程。中年以后，叶恭绰致力于清词汇辑、编选和评述，除编纂《广箧中词》之外，也曾协助朱祖谋编纂《全清词钞》，并在朱祖谋去世后主编并最终完成《全清词钞》的编选。 

为弘扬传统文化，叶恭绰刻印了很多典籍，尤笃于师友风义，文廷式、罗瘿公、潘兰史、曾习经等人的遗作，均系经他整理出版的。

叶恭绰在梳理清代词史的同时，也将自己对清代词史的认知以评点、专文以及讲演等方式表现出来，并以清词为词体变革之基础，大力提倡以“诗乐合一”为基本特征的“歌”来传承词体，主张融合中西新乐，创制在句式上自由灵活、在内容上迎合时代的新体乐歌，以承续韵文文体变革之规律，适应时代之风会。叶恭绰的词学兼有新旧两种特色，在词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宗教

建寺弘法

民国初年，欧阳竟无继杨仁山居士遗志，主持金陆刻经处，校勘刻印佛经。1918年，开始筹设“支那内学院”，苦于经费无著。到了1921年，始得叶恭绰联络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等发起组织院董会，并由叶恭绰等联名呈请北京政府，请予以拨款补助。叶恭绰并与熊希龄、梁启超等以彼等在北京政界之影响力，经北京的财政部与教育部会商，咨文江苏省政府，由江苏财政厅拨出基金十万元，补助内学院成立，并每月由国税项下拨款一千元，作为经常费。由于有了这项经费来源，支那内学院始向内务部、教育部备案，于1922年正式成立，开学授课。后来并开办法相大学特科，使内学院成为佛学研究重镇，追本溯原，叶恭绰等支持维护之功，实不可没。

1918年初春，叶恭绰与在京佛教居士蒯若木、蒋维乔、江味农、徐蔚如等发起讲经会，推徐蔚如南下宁波观宗寺，迎谛闲法师入京讲经。谛闲三月进京，在江西会馆讲《圆觉经》，七月讲经圆满，叶恭绰以北方佛法不振，希望请谛闲留在北京办一佛学院，培育弘法人才。谛闲以观宗寺工程未了而辞谢，叶恭绰与蒯若木居士各致赠香仪一千银元，其他居士亦各有馈赠。谛闲以此款，把观宗寺附设的佛学研究社改组为“观宗学社”，自任主讲，扩大招生名额，培育人才。后来，观宗学社人材蔚出，如倓虚、常惺、仁山、宝静、戒尘、妙真诸师，都毕业于观宗学社，而弘法于中国各地。

1931年夏，叶恭绰与一位陈飞青居士，同在青岛避暑，鉴于青岛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各种教会都有，唯独没有佛教寺院。适有他的同乡陈研卿、梁少廷二居士，想在青岛成立一处念佛会，找到叶恭绰，希望他出面向地方政府要一块土地。于是叶恭绰约集诸位善信及青岛地方上有力量的人士，在交通大楼开筹备会，倡议修佛寺，他并当场首捐一万元，在场人士也附和认捐。后来，叶恭绰在外埠又捐了一笔钱，并请青岛市长胡若愚拨了一块公地，修佛寺的事就成了定居。叶恭绰并推荐早年曾随从谛闲到北京的倓虚法师，到青岛负责佛寺的兴建，这就是青岛湛山寺的起因。

佛学贡献

1930年，朱子桥在西北放赈，于西安城内的卧龙寺和开元寺，发现了宋版的《碛砂藏》，叶恭绰在上海，与沪上居士发起影印。其间克服种种阻碍，终于1935年，影印出宋版藏经五百部，在版本文献史上有极大的贡献。叶恭绰一向重视佛教经典文物的保存，早在1923年，他在北京即发起影印日本的《卍字续藏》。1932年，由于查访西安发现的《碛砂藏》的缺册，在山西赵城县的广胜寺中，又发现金代的藏经，叶恭绰即与时在北平的周叔迦居士等共同发起，将金藏中有关法相唯识的典籍六十四种，选出来影印，名之曰《宋藏遗珍》。

叶恭绰在上海时，于上海赫德路佛教净业社的社址“觉园”内，成立“法宝图书馆”，专供佛教学者研究佛学，这亦是他重视佛学研究的功德。

抗战胜利后，叶恭绰由上海回到广州居住。1948年，以时局动荡不安，迁居香港。他已年近七十，闭户隐居，不见外客。在青岛住持湛山寺的倓虚老法师也到了香港，在国内时局的剧变下，许多青年学僧也逃到香港避难，以人地生疏，食宿无著，有的被诱入基督教在道风山设立的“宗教研究院”。倓虚有鉴于此，找到叶恭绰商酌，决定成立一所僧校以收容之。僧校成立，定名为“华南佛学院”，叶恭绰与王学仁、黄杰云、楼望缵、林楞真诸居士担任护法董事，支持佛学院的经费。

1953年六月，他也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大会，当选为佛协理事。

历史评价

1980年3月政协为叶恭绰举行追悼会，悼词对叶恭绰的总评价是“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

茅以升：“叶先生在教育、美术、文学、建筑各方面，都有超人的造诣和独特的创造。同时，伟大的人格更感化了不少的青年。” 

张中行：“他的最大的特点是有才；才的附带物是不甘寂寞；稀有的经历深深地印在言谈举止中，具体说是，文气古气之中还带有时多时少的官气。” 

轶事典故

保护毛公鼎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叶恭绰准备避难香港。临行前，秘密将珍藏的7箱文物寄存在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一箱就是毛公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他的姨太太潘氏为侵吞财产，大兴讼事，并向日本宪兵队透露了毛公鼎藏在上海的消息。叶恭绰闻讯，急电侄子叶公超去上海主持讼事，并谆谆嘱托：“毛公鼎不得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出国土。”毛公鼎终于没被日军掠去。后来此鼎为发国难财的商人所得，抗战胜利后交“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处理。上海市政府聘叶恭绰为毛公鼎保管委员会委员，并从军统局领回拨交南京中央博物院保存。 

与孙中山

叶恭绰性格正直豪爽，胸怀宽厚博大。他原为前清重臣，又出任北洋政府之交通总长，后来竟追随孙中山，主政重要部门，这在民国政治史上可算是不多见的奇事，这主要在于他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孙中山去世以后，叶恭绰撰写挽联道：“人道先生未死；我唯知己难忘。”后在中山陵旁修建了一座“仰止亭”，以表达他对孙中山“高山仰止”的敬仰之情。据说叶恭绰的遗愿是葬在仰止亭旁。

与毛泽东

早在20世纪20年代，叶恭绰的书画艺术就已享誉海内，当时年轻一辈如徐志摩等，都曾以索得他的字画为快。他也能作得一手好诗词。对于叶恭绰的名望，毛泽东早有所闻。叶恭绰知道毛泽东喜爱旧体诗词，1952年初，曾写信并附萨镇冰的一首诗给他，不久又寄了自己所作的词二首。同年5月，他又与柳亚子、李济深和章士钊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保全并修葺北京城内明代名将袁崇焕的祠和墓。毛泽东接信后，立刻把此信转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并在信上批示道：“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意如无大碍，袁崇焕祠墓应予保存。”然后，过了约十天，毛泽东又给叶恭绰写了一封回信，说明此事已转告彭真，叫他们以后有关此事的问题，可与彭真直接联系，全信如下：

誉虎先生：

数月前接读惠书，并附萨镇冰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读大作二首，均极感谢。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请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市长接洽为荷。顺致敬意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70岁生日时，叶恭绰又有幸与毛泽东会面交谈。当时毛泽东只办了两桌酒饭，除了自己的亲属之外，外人只请了四个，他们是：叶恭绰、章士钊、程潜和王季范。叶恭绰当时已是82岁高龄，依然兴致勃勃地赴了宴。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1921年夏 -1922年夏

杨济川 (1881～1952) 江苏省镇江京口区

金邦平 (1881～1946) 安徽省黄山市黟县

管鹏 (1881～1930) 安徽省淮南寿县

张肇桐 (1881～1938) 江苏省无锡

金世根 (1881～1920) 浙江省绍兴嵊州

杨柳风 (1901～1968) 上海市奉贤

唐元华 (1911～1968) 江苏省盐城大丰区

胡秉圭 (1911～1968) 浙江省嘉兴平湖

孙克基 (1892～1968)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

陈浩天 (1918～1968) 上海市青浦

姜有方 (1907～1968) 上海市青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