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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赛，29岁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教授，1954年任南京大学数学天文学系副系主任，1962年任该校天文系系主任，20世纪60年代前期，提出宇观这一新概念，阐述微观、宏观、宇观三个不同层次间的差别和联系，开创了中国天文学哲学领域中对宇观过程的特征和规律的研究，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天文人才，其中许多人已成为我国各天文台站的骨干力量。 中国天文学家 。1911年12月19日生于福建龙溪（今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洪坑村），1979年4月30日卒于南京。 21岁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数理系，29岁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1941年回国，历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教授。1954年任南京大学数学天文学系副系主任，1962年任该校天文系系主任。致力于太阳系演化学的研究，晚年在全面评述各家太阳系演化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太阳系起源的新星云说。 1979年出版这方面的专著《太阳系演化学(上册)》。20世纪60年代前期，提出了宇观这一新概念，并剖析了微观、宏观、宇观三个不同层次间的差别和联系，开创了中国天文学哲学领域中对宇观过程的特征和规律的研究。此外在恒星光谱分析、恒星物理、恒星天文、星系结构等方面也发表了许多论文。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天文人才，其中许多人已成为中国各天文台站的骨干力量。 南京大学天文系的办公楼坐落在一个绿树环绕，环境幽雅的院子里。建筑物的两旁和中间隆起了三个高高的圆屋顶，那是学校的三座天文观察台。人们看到这几座天文台的时候，都不禁要怀着敬意，想起我国天文学界的一代学者，著名的戴文赛教授。1979年4月30日，这位勤奋热诚的科学家不幸去世了。他的学生是最理解他的。他生前为我国的天文事业熬尽了心血，死后，这探索茫茫宇宙的高台也正是他最适宜的归宿。 戴文赛教授是我国天文事业的拓荒者。他长期从事天体物理的研究工作，在恒星光谱，恒星天文，星系结构和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晚年，他分析和评价了国外40多种太阳系起源的学说，利用了最新的观测资料，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新学说——新星云说。他的学说比较全面、系统、有内在联系地论述了太阳系主要特征的由来及各类天体的起源。关于提丢斯—波德定则的说明，对木星、土星、天王星的卫星、环带的形成以及角动量分布等问题他都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解释，因而获得了我国首届科学大会的奖励。他从1954年起到南大天文系任教，接着主持全系工作，他亲自动手编写教材，逐步形成了我国自己的天文学教材体系。数十年来，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培养新一代的天文工作者鞠躬尽瘁。 四十载春风化雨英才遍海内百世令名君不朽 百万言呕心沥血宇宙探化育七旬扼算我凄然 我国天文界老前辈李珩同志的这副挽联为戴文赛的一生作了概括的写照。 戴文赛同志是福建省漳州人，生于1911年12月19日。他的父亲是个基督教的牧师，也当过小学教员。戴文赛自幼聪慧勤奋，功课成绩优异，17岁时即考取北京协和大学的数理系。由于家境清寒，他一面在大学图书馆当职员，一面读书。毕业以后，又留校当助教。1937年，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天文。他的导师是英国著名的学者爱丁顿教授。戴文赛第一次去见这位声名显赫的学者不免感到拘束。他穿上了燕尾服，执礼甚殷，他发现那位教授平易近人，并不是古板的英国绅士。屋子里乱七八糟地到处堆满了书。教授显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东方的青年人。谈了一会儿，他笑嘻嘻地指着戴文赛的燕尾服说：“你下次到我这儿来，就不一定穿这个了。”接着他征求了戴文赛对研究工作的意见。文赛表示希望先做点观测工作，他立刻表示同意，并且很坦率地说：“搞观测并不是我的专长，我另外替你找一位导师给你指导吧！”文赛固然知道爱丁顿是研究基础理论的，但却万万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位有地位的大学者居然会在自己这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学识的不足。这件小事给了文赛极其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在自己的研究、教育工作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这决不是偶然的。 年轻的戴文赛很快在研究中心表现出卓越的才能。他获得了剑桥大学1937年的天文学奖金。他的博士论文的课题是《特殊恒星光谱的光度分析研究》。这项研究在当时尚属开创性的工作。后来到了60年代才有了很大发展，人们还在论文中引用他的研究成果。戴文赛在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爱丁顿教授曾热情挽留他在剑桥继续工作。但是他婉言谢绝了。他渴望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祖国服务。他的祖国正在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故乡的明月比哪儿都可爱啊！他明知道，在烽火千里的土地上，他将不可能找到像剑桥这样的工作条件，但他是个中国人，他毅然决然回来了。他来到了当时从南京内迁的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所在地昆明。名义上，他担任了研究员的职务，事实上根本无法进行真正的研究工作。他的遭遇比他归国前预计的还要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只好转到了教育工作的岗位上去。他来到了故都北平，在燕京大学教起来数学来。他走的正是一条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他们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盼望自己的祖国进步富强，但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们的理想抱负全都化成了泡影。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的才学才获得了施展的天地。 北平解放那年，戴文赛才38岁，还年轻。他精力充沛多才多艺。他喜爱文学艺术，也爱好滑冰、游泳。基督教家庭的环境从小培养了他对音乐的兴趣。他会弹钢琴，会唱歌，偶或兴之所至，也爱谱写几支曲子。他还有一颗很发达的数学头脑，打起桥牌来十有八九能稳操胜券。在燕京园里，他算得上是个“文娱”活动分子，虽然身为教授，却经常参加学生们的团体活动，和学生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但他最最热爱的毕竟还是天文，一张口就爱谈天说星，他把团体活动也当成了天文科学的讲坛。甚至他的恋爱，也是通过天文做媒介的呢！ 他回国以后，就经常写点科普文章，他对这工作越做越感兴趣。北平解放的前夕，他写了一本《太阳与太阳系》，书写完后想找人抄写。当时燕京学生会为了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正在组织同学工作自助。学生会就给他介绍了两位女同学，其中一位便是外语系的刘圣梅。刘圣梅也常参加团体活动，他们本来就认识，但由于帮他抄写了书，他俩的关系才进一步密切起来了。 这本书出版了，戴文赛给圣梅送去了一本。当时，刘圣梅已经离开燕京，在一所中学里教书了。中学在城内，燕京在西郊，两个离得较远，他们便开始了书信往返。遇到星期天或休假日，文赛便进城去看她。他们在一起散步，谈心。每一次，他总要告诉她一些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解放了，大家都忙了。现在，好多机关、学校都来请我去作报告，要我讲天文。看来共产党很重视科学。我这个‘冷门’也开始热起来了……” 文静娴雅的圣梅总是很认真地听他讲。他比自己年长，他有学问，她喜欢他的朝气蓬勃的事业心。 “唔，多有意思！”文赛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么多的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戴红领巾的小孩子都一股劲儿的追问：地球是从那儿来的，月亮怎么会绕着地球转的，太阳这个火球会不会熄灭……这在解放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真有趣！” “可惜的是，我讲来讲去只能介绍古人和外国人的学说，康德，拉普拉斯，布封……要不就苏联的施密特学派怎么说，费森柯夫，萨弗郎诺夫怎么说，就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怎么说。说起来，我们还是古天文学最发达的国家……” 文赛越说越高兴，他说呀，说呀，突然，他停了下来看了圣梅一眼，他意识到圣梅陪他出来散步可不是听他的学术报告的。他天真地哈哈大笑起来。 渐渐地，文赛认识到，他不应该老是用天文来填塞他俩之间的恋爱生活，他竭力避免在圣梅跟前无休止地谈论天文了。他可以谈的话题多着哩！解放以来，学校里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他学了许多新鲜名词，他有了不少的心得。他作了几首钢琴曲，抒发自己的心情，抒发他对新社会的喜爱。曲子是明快、轻松的。他弹给圣梅听。圣梅问他：“思想改造不是要批判旧思想吗？挖自己的旧思想不是很痛的吗？你怎么还能轻松得起来？” “挖的时候当然有点痛，可挖出来以后就心情舒畅了。” “你是怎么挖的呢？” “我吗？我挖得不好。”文赛不满意地摇了摇了头：“我们的总支书记批评我哩！” “唔？” “他也是我过去教过的学生。他对我说：‘戴先生，你怎么把鸡毛蒜皮的事都往上写呀！’……” 这回，轮到圣梅哈哈大笑了。她笑他的书呆子气。一个不懂得掺假人的往往是显得滑稽可笑的。可是她爱他的恰恰正是这种憨厚、老实的气质。他们终于结婚了。 1953年，戴文赛作为抗美援朝慰问分团长，访问了朝鲜。这是一次使他终生难忘的经历。他所看到听到的一切使他激动不已，使他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和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比较起来，他自己对祖国的贡献实在太微小了。所以，当他从朝鲜回来的时候，心里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他不应该在北京住下去了，他应该到南京去，因为我国天文工作的主要基地是在南京，那里有南京大学的天文系，有紫金山天文台。他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谁也没有强迫他这么做，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心，一个爱国者的良心迫使他非这么做不可。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圣梅。 圣梅一听感到为难了。北京是她的故乡，她习惯了北京的生活，舍不得离开。离开北京，对她来说还意味着放弃她热爱的工作岗位。她犹豫了好久，但文赛还是把她说服了。有什么办法呢？服从发展天文事业的需要也变成了她这个英语教师的义务了。 雨点的“凝聚中心” 南大校园坐落在喧闹的市区，但一到夜晚，那空旷的大操场却是个幽静的去处。遇到天气晴朗，繁星灿烂的时候常有一群群青年人来这儿漫步游荡。他们一会儿抬头仰望，一会儿又喁喁低语。站在他们中间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手执电筒，又用一块红布遮住电筒的亮光，在夜空中指指划划，于是青年人都一齐围拢在他的身旁，听他说话。他便是南大的天文系主任戴文赛。他是带领新入学的学生来认星座的。他用清晰缓慢而略带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娓娓而谈，他讲解星座的名称，星等，谱型，还常常穿插一些希腊的神话故事，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留连忘返。这个工作，本来完全可由青年助教担任的，但戴文赛喜欢和青年人交谈交谈。他不仅教给他们知识，而且还教给他们爱，像热恋的情人一样去爱科学、爱事业、爱祖国。他的深沉的感情，强烈地感染了他的学生。多少年以后，当这些学生成长为科学战线上的中坚力量的时候，这几个在星空下漫步的夜晚依然铭刻在他们珍贵的记忆中。 戴文赛来到南大的时候，心里已经绘好了一张“蓝图”，发展我国的天文事业，必须从培养人才着手。荒芜的园地需要有志之士去开垦，去播种。他甘愿当一名辛勤的园丁。 他忙着给学生上课，忙着给研究生安排学习计划，忙着指导他们写论文。研究生写的读书笔记，他都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有一年，他自己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研究生把读书笔记和文章寄去，他不但看得很仔细，而且还一次次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有关的原著，经过检验核对，才给寄回。他到南大以后进行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编写一套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天文教材。他全力以赴，承担了主要的编写任务，同时又充分发挥了青年教师的力量。他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胜利完成了天文教学上的一项“基本建设”工作。有人因此把他比拟成“雨点的凝聚中心”。雨是怎样落下来的呢？因为天空中存在着尘埃，尘埃吸收周围的水蒸汽，凝聚成一颗颗的水珠子。当重量超过空气的浮力时，便落到地面上来了。戴文赛就是给百废待兴的天文教育事业下了一阵及时雨。 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但他从不固步自封。他喜欢和晚辈后生亲近，学习别人的长处，所以他自己能不断地吸收新鲜事物，同时也在系内培养了一种平等讨论，互相取长补短的学术风气。他编写的《恒星天文学教程》脱稿了，感到有些数学上的计算需要检验，他就把稿子交给自己原来的学生曲钦岳同志说：“稿子中涉及到‘富利叶变换’，这方面你比我熟悉，请你仔细看看。”就像当年他的导师爱丁顿教授在青年人面前实事求是地承认了自己的学识的不足。1961年，南大物理开了“电动力学”课，主讲的是位讲师，教授戴文赛也带了笔记本认认真真地去听课。但他社会活动比较多，不能课课准时，有时到得晚了一些，便悄悄从教室的边门走进去。正在讲课的讲师看见他进来，出于对尊敬，还特意停下来向他微微地鞠一躬。但有一次，班上有个学生迟到了，讲师批评得很严厉：“你要是下次再迟到，就不要进来了！”戴文赛听了以后，也联想到了自己。从此，他总是尽量提前到教室，万一有接待外宾之类的活动赶不上课，也不再半途走进教室了。 当然，他一点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科研计划。他雄心勃勃地企图在天体演化的领域内建立起我国自己的学派，他坚持不懈地收集着资料，进行着紧张的研究。他的这个雄心壮志在坚实土地上，前进一步，就是接近目标一分。 他的生活比过去在北京时紧张多了。他很少有时间弹琴，下棋，游泳了。他把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成天伏在桌子上写呀，算呀。圣梅怕他劳累过度，故意支使他做点家务：“文赛，你上街去，帮我买点东西。” 他头也不抬的回答：“星期天！” 圣梅在南大的图书馆工作了。她工作上遇到了烦恼，需要找他谈谈。他的回答还是：“星期天！” 好不容易，总算等到了星期天，圣梅提醒他：“今天，咱们一块儿上街去。”他挑起两条眉毛说：“不是跟你说了，等星期天吗！”圣梅简直不知该怎么再跟他说下去了。 浩劫年代 60年代，是天文科学取得飞跃发展的时期，由于观测手段的进步，国外天文学家获得了一系列的新发现，其中类星体、脉冲星、微波背景辐射和星际有机分子被称为20世纪60年代天文学的四大发现。在这个时期，我们却发现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红色的海洋淹没了。于是心绪浩渺驰骋于无垠宇宙的教授也被命令去探索自己的“罪行”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试图用他的科学头脑对这一切现象作出解答。他熟读自然辩证法，他精通科学推理学问，他智慧高超。他能猜透天上的玄妙奥秘，然而他终于陷入了目瞪口呆的困境，可悲的是他相信了一切美丽动人的辞藻，不懂得世界上会有伪装真理的谎言。他的诚实给他招来了更多的麻烦。 “戴文赛，你老实交代！你和帝国主义有哪些勾搭？”一伙至高无上的 “法官”开始对他进行“审讯”了。 戴文赛想起了他在解放初期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经验他觉得自己应该 “相信群众相信党”，他应该“襟怀坦白，无事不可对党言”。他详详细细地说出了他和国外人士的交往。他在燕京大学时出席过司徒雷登的宴会，他和某一外籍教授的私人交往比较密切……如此等等。他又一次“把鸡毛蒜皮都写上了”。他还真以为在“经风雨见世面”哩！他踏进了“牛棚”，接着又被送到大桥工地上去劳动了。他仍然相信这对他是一种“锻炼”。他推起了小车子跑得飞快。白天推小车，晚上挨批斗，他的脚踝骨在泥泞的路上跌折了。 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家里的墙上也贴着斗大字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还有什么地方讲得不够清楚呢？他探索了又探索。骨折还没有痊愈，他又被迫柱着拐杖下放到溧阳的农村去了。他和其他一些“牛鬼”被安排在一间农舍里，在潮湿的烂泥地上滚地铺。离开了家，离开了妻子，这下可真的需要锻炼了。圣梅也来溧阳了，可是住在十里以外的村子里，照料不到。他衣服脏了，只好自力更生。可是这里用的水，是同志们从几里路以外挑来的，他舍不得用。他把衣服浸湿了，擦上肥皂——这一点他是懂的，然后咬牙打一盆别人挑来的水，把衣服在盆子里漂上一漂，就晾到绳子上去了，旁边的同志告诉他：“戴先生，你这样洗衣服是洗不干净的！”他指指水桶说：“我的脚不好，我又不能去挑，怎好多浪费水呢？”同志们说：“这不叫浪费，你尽管用好了。”他摇摇头：“不了，不了，这样很好的。” 他在溧阳，既不能下田劳动，又不能看书写字，只好每天每天坐在地铺上发呆，他心里还在探索一个问题，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探索的结果，他仍然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对魔术师的戏法一样的不理解。 1972年，戴文赛又重新工作了。这一年，他正好年满花甲。学校是一个烂摊子，他的圣梅得了一身的病，他的研究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有道是： “人生七十古来稀，他还能有多少时间呢？” 一想起这些，真恨不得把身上每一个细胞的能量都调动起来。他从事天体演化的研究已经20年了。这是一项重大的基本理论研究。1956年制订全国科学规划时，是他自告奋勇地承担了编写天体演化资料的任务。不完成这项工作，他是死难瞑目的。如今，他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有许多难关需要攻克。所以他在恢复工作以后，就像一部开足了马力的机器一样，日夜不停地飞转。他常常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把自己搞得神思恍惚。 一天早晨，他到盥洗室里去刷牙洗脸，忽然大声喧嚷起来：“圣梅！圣梅！我的毛巾到哪里去了？”“嘿！真新鲜，你的毛巾不是好好地挂在架子上的吗？”“没有啊！你来帮我找一找吧！”圣梅进去一看，简直哭笑不得， “我的天哪！你怎么把毛巾扔到马桶里去了？” 他回到天文系，看了看久违了的国外资料，看到人家这几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心里更加焦急了。他决定要把周围的人推动起来抓业务，再充当一次 “雨点的凝聚中心”。他首先倡议南京的一些科学工作者举行跨单位的小型活动，接着又在1975年发起了“南京地区天体物理讨论班”。这就是天文学界所谓“南片”活动。（后来扩大到安徽、上海、云南等地。） 在“四人帮”还没有被粉碎的时候，发起组织这样的活动，是得冒一定的政治风险的。但戴文赛却想得很天真。他说：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集会讨论学术问题——而且是远离地球亿万公里之外的问题，怎么会有什么风险呢？ 不料，在远离地球亿万公里之外的宇宙中也包涵着敏感的政治问题，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根据科学家对星系物理的研究，发现宇宙中的河外星系正以极大的速度，互相跑散开去，有的星系跑散开去的速度甚至达到光速的一半。天文学家中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大爆炸”或“宇宙膨胀”。但在“四人帮”时期，这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在“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下，有些人简单地从哲学上的“唯心”“唯物”的概念出发，笼而统之地把“大爆炸”或“宇宙膨胀论”斥为唯心主义，斥为“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把宇宙学列为不准研究的禁区了。1976年8月间，“南片”在合肥举行学术讨论会。戴文赛打算就这个问题作学术报告。他倾向支持总星系膨胀的学说，反对笼统地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简单化做法。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总是不能靠政治术语来解决的。可哪里知道，会议刚开始，气氛就变得非常紧张。他的报告还没有做，会上就沸沸扬扬地传说，有人要对他进行批判了。他的几个学生担心他“政治上不够敏感”，连夜去向他通风报信，劝他别把观点都亮出去。 戴文赛在这些问题上的确不如他的学生们敏感。他也不是没有感觉到会场上“大批判”的气氛。（那时候的学术会议照例也是以“大批判开路”的。）但他仍然无动于衷。他挺心安理得地说：“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嘛！我有什么观点，应该充分阐明，坚持真理。”他大胆在会上亮出了他的观点。他是一个科学家，人家都感到他有点书呆子气。可这回他能顶住压力，倒也幸亏他身上的这几分书呆子气。 “南片”的学术活动是富有成果的。它使天文学界在动乱过后迅速跟上了国际的步伐，在天文学界培植了浓厚的学术气氛。他的心血没有白费，他播下的种子已经在开花结果。我们国内过去在星系研究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如今全国却有了几十位天体物理、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在开展研究了，并已经在星系结构、高能物理、天体演化等领域内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再拿南大天文系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年都难得拿出一篇论文，可是在1979年一年他们发表的论文就多至30余篇。这是一个何等可喜的局面。 傻瓜伯乐 一次庄严的学术报告会正在进行。听讲的人一个个都瞪大眼睛，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黑板上的一大串公式。戴文赛教授也伏在课桌上，用心地记着笔记。 报告人的名字叫陆埮。他在向“南片”的天文物理工作者介绍国内外对基本粒子研究的新动向，他是南京电讯仪器厂的一个技术人员，业余研究基本粒子理论，发表过一系列的论文。戴文赛便是读到了他的论文和他交朋友的。是他，把他推荐给了科学界，邀请他来参加“南片”的学术活动的。后来，南大又聘请他到天文系任教。 陆埮回忆戴文赛教授时，讲了一个科学史上的轶闻。 丹麦有位物理学家，名叫玻尔，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名气很大，曾被人称为原子物理学的鼻祖。以玻尔为首的一个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大多是由有成就的青年科学家参加的。玻尔曾应邀去苏联讲学。苏联人问他：“他是怎么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团结在身边的？”他回答道：“因为我不怕在年青人面前承认自己知识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不料当时担任翻译的李夫希兹把这句话翻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变成了：“我不怕青年人是傻瓜，”于是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事情过后，苏联的卡皮察院士感慨万分地说了一句话：“李夫希兹一语之差的翻译，恰恰点出了玻尔学派和苏联的兰道学派的不同特征。 陆埮说，戴文赛教授对待晚辈后生的关心和爱护，使他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玻尔的那种风格。 戴文赛的家里是他的学生和天文爱好者经常出入之所。青年人写出了论文来请他看，他是最高兴不过的：“好！好！出成果了！”他一面这样说，一面把文稿摊到桌子上，细心地抚摸着，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他自己写了东西，也常常送给学生看，和学生一同讨论。如果他的学生帮他做了工作，替他验算过数据，他就要在文章发表的时候，把学生名字一块儿具上。他在笔记本上，还记着天文系历届毕业生全部名单和通讯地址。别人问他，这有什么用。他说：“为了随时给他们帮助。”他一向主张，作为一个教师，不仅学生在校读书的时候应该关心，学生踏上了工作岗位以后仍应该对他们负责。“文化大革命”中，天文系不少毕业生被胡乱分配到工厂和农村，被迫改了行。他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一直保持着通讯，并且经常把学术报告等资料寄给他们看。这些同志后来能够归队，调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他也出了很多的力。有一个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在气象站工作，还顶着压力继续搞科研，写出了两本书。戴文赛一直非常关心他。自己生病以后，听说这个学生想考研究生，又担心家庭经济有困难，正在犹豫不决，他在病床上就念叨： “经济上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他啊！”对于青年人，他真像一位慈爱的奶妈爱护自己哺育大的孩子一样。 来到戴文赛家里作客的，还有许多素昧平生的天文爱好者。因为他是一个深受群众欢迎的科普作家。他一生写了80万字的科普著作，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大量来信，有的人慕名前来拜访。他除了热心解答他们的问题外，还招待吃饭，甚至资助路费，这些天文爱好者提出的问题也促使他在建立自己学说的时候把问题考虑得更周密，论证得更充实。他和不少天文爱好者交了朋友，并在他们中间发掘人才。有不少同志便是在他的热情关怀下走上天文工作岗位的。有人说，戴文赛是一位有心人，是个伯乐，这话决不是浮泛的溢美之辞。 鞠躬尽瘁 太阳贵庚？ 46亿岁！人生几何？不过数十年！以数十年的时间，去穷究数十亿年的历史，这是多么悬殊的对比！一个天文学家的分分秒秒，都是何等宝贵！ 戴文赛在和时间赛跑。他要完成关于太阳系演化的新学说的研究，写完 《太阳系演化学》；接着，他还想用自然辩证法的观点，以吸引和排斥这对矛盾去解释星系的演化，这又将是一部很厚的书。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分册的副主编和撰稿人，他有许多行政工作和组织工作要做。组织上给他配备了胡中为等几个得力助手。但是，正当严冬过尽万木春，任凭雄鹰展翅飞的时候，他突然病倒了，患的是结肠癌。经过手术，癌细胞又扩散到了肺部。 他一声声咳嗽着，仍旧伏在案头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病魔一步步地夺去他的时间，迫使他一步步地退却，从每天工作五小时退却到四小时，三小时、半小时……他还是把助手们找到床前进行着学术讨论，让家属记下他的片断想法，以便将来作进一步研究。他大概连自己生的是什么病也没有功夫去想。妻子眼看他越来越不行了，便把他哥哥从上海请来，暗示他嘱咐遗言，但他却说：“哥，你放心回去，我有什么事再写信告诉你。……” 从他动手术到临终前的一年零九个月中，他写了十多万字的手稿，校完了《太阳系演化学》（上册）的原稿。他写了全国科学大会上的报告提纲和南大校庆会上的学术报告稿。1977年10月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在黄山召开的时候，他已进医院了。但他说他还能当一个“通讯院士”，一连给大会写了四封长信，对八年规划的制订工作提了很多建议。他在病中发起了天体物理学丛书的出版筹备工作……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临终前的这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是他在学术上取得丰收的季节。 从他病室的窗口，可以远远望见建筑在孝陵卫的一座太阳塔。这是我国第一座研究太阳活动区物理的新设备。为了建造这个太阳塔，他也曾到处奔走，费过许多心血。太阳塔建成了，他自己却被关进了医院。他一直想要到工地上去看一看，但已经不可能了。他天天站在病室的窗口，用一架望远镜朝它瞭望。 这天，他正在窗口站着，忽然发现楼下院子里来了一群孩子。他正在奇怪，病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护士领着这群孩子走了进来。原来他们是南京第十中学三年级的同学，一群科学爱好者。他们是专程来慰问病中的戴伯伯的。 “戴伯伯好！”孩子们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戴文赛笑了。 一位小客人打开捧在手里的一卷宣纸，向他朗诵了一首他们自己写的诗： 神秘的宇宙啊，浩瀚无际， 空中的繁星啊，点点缀缀。 太阳是火球还是星点？ 天空中到底有多少银河系？ 宇宙的秘密数也数不清。 你——人民的天文学家， 把自己的每一点心血， 都倾注到这些秘密里， 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迎来了一个个灿烂的黎明！ 你书房里的灯光啊， 和闪烁的星星连成一片， ………………………… 戴文赛听着朗诵，他的眼眶润湿了。可惜，他已没有过去那样的精力，来跟孩子们讲述遥远的故事，让房间里充满银铃般的笑声了。 送走了孩子们，他在床上躺下来，轻声问陪在身边的圣梅： “圣梅，你可还记得？” “啊？” “过去我们住在北京的时候，也常常有小朋友到我们家里来作客。” “怎么不记得！有一次，我还给他们烧饭吃哩。” “他们当中有几位，现在翅膀硬了，成了优秀的天文工作者了。唔，你还想得起来吗？” 圣梅扳起手指，一个个数了他们的名字。 他慢慢地合上了眼睛，脸上浮着安详的微笑。他睡着了。他做着美美的梦，梦见刚才看见的一个个可爱的小脸，小脸又化成了一朵朵鲜花。是啊！科学的鲜花，一定会把我们祖国的大地点缀得花团锦簇。大地的鲜花和天上的星空相互映辉，风光万千，群星灿烂。 基金会 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天文系五十年系庆之际，为奖励品德优良，热爱天文科学，刻苦学习，有良好科研成果的学生，特向校友和社会上募捐钱款，成立“戴文赛基金会”，以基金的利息支付奖学金。戴文赛基金会和奖学金以戴文赛先生的名字命名。 戴文赛先生，福建省漳州市人，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数理系，曾赴英国剑桥大学，受业于著名天文学家爱丁顿教授，后获博士学位。 1941年他毅然回国，历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副研究员，燕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天文学系主任，国家科委天文学科组副组长，中国天文学会第一、第二、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79年因患癌症而溘然长逝。 戴文赛先生毕生致力于天文事业，是我国现代天体物理学、天文哲学和现代天文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其论著《天体的演化》、《太阳系演化学(上册)》的出版引起国内外天文界的广泛重视和高度评价。 戴文赛先生对我国现代天文教育的建立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在南京大学25年的执教生涯中，为探索我国天文教育的模式，为天文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的编写，为天文人才的培养耗尽了心血。 戴文赛先生是学有所成，知名度颇高的学者专家，可是他从无骄矜之色和凌人之气；总是鼓励支持青年学者勇于开拓新的领域，攀登新的高峰。 希望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予以捐助，十分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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