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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颜德馨（1920年11月～2017年4月17日），男，汉族,，江苏丹阳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同济大学中医研究所主任医师，中华中医学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长春中医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 颜德馨。长期从事疑难病证的研究，学术上推崇气血学说，诊治疑难病证以“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为纲，根据疑难病证的缠绵难愈、证候复杂等特点，倡立“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理论，并提出“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是治疗疑难病证的主要治则，创立“衡法”观点，为诊治疑难病证建立了一套理论和治疗方法。尤其是运用于心脑血管病领域，颇有成效，并于2001年在上海市卫生局领导下组建上海市中医心脑血管病临床医学中心，中心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 2017年4月17日在上海逝世。 人物经历 1920年，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城北草巷 1939年，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 1950年，调入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任中医科主任 1990年，成为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2年，发起创办了在香港注册的中医药研究中心 1999年，设立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后扩展为上海颜德馨中医药基金会 2000年，发起举办中医大师传承班 2009年，被卫生部等授予的“国医大师”称号 2017年4月17日在上海逝世。 曾任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铁道部专家委员会委员、评委，中医专业组组长。上海铁道大学医学院研究室主任，上海铁道中心医院主任医师，上海市中医药工作咨询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医学领先专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名誉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长春中医学院客座教授、美国中国医学研究院学术顾问。台湾中医针灸学会、中国医药研究会学术顾问等职。 颜老在六十年行医生涯中，上下求索，勇探未知，不断创新，善于总结经验，勤于著书立说。60年代以来，从事“衡法”治则的研究。他根据《黄帝内经》“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之说，认为气血是人体脏腑、经络、九窍等一切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提出“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及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治则，在中医治则学研究中，开辟了新的天地，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法则在八十年代应用于延缓衰老，从事“瘀血与衰老”的科学研究。《人民日报》曾刊出“人体衰老上海有新说”的报导。衡法学说，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还由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根据颜氏学说，拍摄“抗衰老”科技片，参加国际生命科学电影展并获奖。颜老不仅中医理论上有创新，在临床上也医术精湛，颇有特色，独树一帜。对治疗疑难杂病、老年病，均取得显著疗效，名扬海内外。 成就荣誉 1989年荣获全国铁路先进个人光荣称号。1990年经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认为全国首届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工作指导老师，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1994年获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人成就贡献奖及美国名人传记学会20世纪成就奖。1995年获首届“上海市名中医”称号。上海市卫生局还拍摄“歧黄一杰——颜德馨传记”电视片，记录了颜老为中医事业作出的辉煌成就。1999年荣获上海市医学荣誉奖。颜老慷慨解囊20万元设“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充分反映颜老对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无限执着和对人才培养的无私奉献。 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著有《餐芝轩医集》、《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医方囊秘》、《气血与长寿》、《中国历代中医抗衰老秘要》、《颜德馨医艺荟萃》、《颜德馨诊治疑难病秘笈》、《中华名中医治病囊秘颜德馨卷》、《衰老合瘀血》等。曾获多项科技成果奖。 颜老为我国的中医药人才建设做出杰出贡献，是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顾问委员会委员。 6月1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北京隆重召开国医大师表彰暨座谈会，对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首届评选出的30位“国医大师”进行表彰。获得首届国医大师称号的30名中医专家是：王玉川、王绵之、方和谦、邓铁涛、朱良春、任继学、苏荣扎布（蒙医）、李玉奇、李济仁、李振华、李辅仁、吴咸中、何任、张琪、张灿玾、张学文、张镜人、陆广莘、周仲瑛、贺普仁、班秀文、徐景藩、郭子光、唐由之、程莘农、强巴赤列（藏医）、裘沛然、路志正、颜正华、颜德馨。 瘀血与衰老的关键----衡法Ⅱ号抗衰老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获1989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二等奖 《餐芝轩医集》获1985年上海市卫生局三等奖 “老年性痴呆的治疗”获第六届国际针灸及东方学术会议优秀奖 “肝脾在抗衰老中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获第一届世界传统医学优秀论文及研讨会金奖 《气血与长寿》获上海市卫生局科技进步奖 幼承家学立志学医 我出生在江苏丹阳。父亲颜亦鲁是名医贺季衡的门生，建国后先后担任南京中医学院附院内科主任、江苏省肿瘤防治研究所中医科主任等职务，是全国名老中医之一。他行医60余年，潜心研究中医经典理论，讲究“仁风”，对于病家有求必应，曾医治了大量内外妇科疑难重病患者。我走上从医的道路是与父亲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知医必先明道。幼时，父亲先让我读十三经，从汉儒的章句之学开始到宋儒的义理之学，使我先懂得师传，再从圣贤经传中寻找 心法的学习路径。至我12岁时，父亲就让我背颂《内经》、《伤寒》等中医古代典籍，午夜一灯，晓窗千字，是习以为常的。我虽朝夕诵读而能背出，但对于其医理却似懂非懂。当时，西医尚不时兴，治病主要是靠中医药。有一次，一位无锡农民，在他家门口被车子轧伤，大量出血，父亲在那位农民的伤口上敷上一把“铁扇散”，血顿时止住了。又有一次，父亲的“餐之轩”医寓来了一位农民，背上生了一个“阴疽”，高高隆起，发着高烧，痛苦万分，父亲为他施行“火针”，即用一种带有棱角的针烧红后直刺患处，脓水大量外流，其苦顿失，烧退炎消。这一件件事情，给我很大触动，体会到“医乃仁术”，施救夭横，足以活人。渐渐地我立志学医，“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我要像父亲一样做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 于是每逢父亲临诊，我就侍诊一侧，一面看父亲怎样治病，一面帮父亲抄方子，聆听父亲教诲，并且把父亲的方子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内科、儿科、妇科、喉科、外科整理了几十本。父亲对于脾胃学术之研究，造诣尤深。其在理论上倡导“脾胃既为后天之本，又为诸病之源”的观点，认为脾统四脏，脾病可波及四脏，四脏有病，亦波及脾，故临床有心脾、肺脾、肝脾、脾肾同病等病证。在临床上重视健脾益气，扶正法则的运用，常从脾论治，灵活化裁。在用药上也有独到之处，擅发挥“苍白术”等药物功效，燥湿健脾，扶正固本，使湿去脾自健，脾健湿自化，广泛应用于内科杂病。临床遵此，每可应手获效。如此攻读数年有余，熟读了《内经》、《伤寒》、《金匮》等经典原著，我逐渐掌握了较为系统的中医理论及临床基本知识，为今后继续学习打好了基础。今临证数十年，遵循家学，师古酌今，得有今日，缅怀先父，常不能自已。 博采众家孜孜不倦 在父亲身边学医数年，谨承庭训，然而视野毕竟有限。父亲鼓励我要多跟师临证，广开学路。于是在1936年，我16岁时，考进了上海中国医学院。从家庭走进学校，那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在学校，不但要学习传统中医理论，而且名医荟萃，流派纷呈。我随程门雪、徐小圃、秦伯未、盛心如、单养和、费通甫、祝味菊、章次公等中医大家学习，以临床疗效为标志，汲取各家长处，提高了理论认识和临床实践水平。在学习过程中，我认为各家各有所长，自成特色，合读则全，分读则偏，但接受在我，应用在我，变化亦在我，应以自身为主体，兼收并蓄，择善而取之，方能学得真谛。 医之为术，学之易而精之难，行之易而知之难，要实现良医济世救人的愿望，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否则只能是一句空话。在当时，中医是国民政府歧视的对象，且“文人相轻”，多数医生不愿传道。而当时上海名医程门雪、盛心如却被誉为“医之医”，他们读书宏博，学术渊深，经验丰富，乐为青年学子析疑解难。我年轻时在诊疗过程中也常遇到一些疾病无法解决，记得曾治一大咯血患者，盈盆盈碗，经投犀角地黄汤而不效，意颇惶惑，思索再三而不得解，遂求教于盛心如。盛先生云：可于方中加生军三钱，当愈。投药果然效如桴鼓。又治一久热不退之患者，汗后遍投攻腑、化浊、育阴等法都不为功，请益盛老，嘱以小柴胡汤加甜茶叶、马鞭草，两剂热退。后将此法用于多例不明原因之发热，皆有效验。一药之师，感德不忘。我经“医之医”教导而得益者，尚有石楠叶之治头痛；天竺子、腊梅花、凤凰衣之治小儿百日咳；白茅花蒸豆腐之治大咯血以及附子的振衰救绝等等，沿用至今而不废。数十年来我承先贤遗风，乐于课徒，循循善诱，以报吾师。 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师均出自丁甘仁先生门下。丁先生为清末名医，学识经验丰富，不仅擅治温热病，对内伤杂病的辨证立法也颇有创见，常采用伤寒辨六经与温病辨卫气营血相结合的办法，在方药上则经方与时方综合运用，打破成规，独出心裁。我从丁派弟子游，学习其“胃以通为补”、“宣肺气以疏肝”、“补精必安神”等法用于临床，疗效确显。 熟读经典汇通诸家 学好经典著作是学好中医的关键。我的学习方式，是以自学为主。凡在临诊时遇到疑难问题，我常从书本上寻求解答。利用业余时间，我先后学习了《黄帝内经素问》、《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浅注》、《陈修园七十二种》、《本草备要》、《景岳全书》、《临证指南医案》等书。这些经典著作，构建起了中医自己的生理、病理、药理、诊断及治疗方面的理论体系。此外，我还广泛阅读各家学说，尤喜名家医案医话，因为这类书通常是前人临床经验总结，带有鲜明的学术个性，读时每叹其独具慧眼和真知灼见，有着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对于西方医学，我亦粗涉范篱。 书宜读活，切忌拘泥呆滞。如《内经》为中医基础理论典籍，集古代医学、哲学理论之大成，吸收了当时天文、地理、气象、物候、历法、农家、兵家等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其中阴阳、五行、六气对后世影响深远。但我认为其中还记述了大量疾病学的知识，对疾病从病因病机上作了分析，提出了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方法和治疗原则，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消渴为例，《内经》中有“消瘅”，“膈消”，“消肺”，“消中”等不同名称，并强调五脏虚弱是消渴病的主要病因，故《灵枢?五变》篇说：“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内经》还把消渴病分为上消、中消、下消三种类型，并沿用至今，这些对现世仍有指导意义。 又如《伤寒论》，其以六经为纵轴，从证为横贯，发微而见隐曲。对于六经辨证，历代医家阐幽发微，立论精详。然我觉得书中鲜明的方证内容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阐明。其实，《伤寒论》中诸方组成严谨，配伍精当，不仅适宜于外感疾病，而且可广泛适用于内伤杂病。如少阴病为伤寒六经病变发展过程中最危重阶段，其虽有寒化和热化之分，但以寒化证为少阴病本证，故少阴病脉证总纲为“脉微细，但欲寐”。由于脉为心之府，心脏一旦病变，其病理变化必然反映在脉象上。因此我尝取其中少阴病的方剂治疗心血管疾病，如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慢性肺心病、附子汤治冠心病、通脉四逆汤治病态窦房结综合症等，疗效颇为满意。 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张介宾的景岳学说。景岳学说里有不少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和制方，我在临床应用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景岳首创阳火与阴火异治，他说：“夫火之为病，有发于阴者，有发于阳者。发于阴者，火自内生也，发于阳者，火自外致也；自内生者五志之火，宜清宜降者也，自外致者，为风热之火，宜散宜升者也。”临床体会殊深，如治血证，多取法于清降而获效，治内科杂证亦多验案。曾治一喉痹男子，患病多年，疼痛不禁，兼有便行不实，易汗，面白，多方医治无效，脉数，沉取无力，舌淡苔薄腻，育阴泄热，清化痰热俱不为功，乃悟景岳阴火之说，遂予“理阴煎”（熟地、当归、甘草、肉桂），仅三帖，其痛苦消失。另景岳制方，用之得当，多有神效。如“神香散”（丁香、豆蔻），治脘腹胀痛，兼治口臭，“玉女煎”（石膏、熟地、麦冬、知母、牛膝），治阴虚牙痛，“玉泉散”（石膏、甘草）治消渴，“胎元饮”（人参、当归、杜仲、乌药、熟地、白术、陈皮、甘草）安胎保胎皆效。这些经验我一直应用于临床而获效。 步入医林着重实践 从学校毕业后，我便随父亲悬壶于丹沪之间。在丹阳的一段时间里，我凭着自己的医学知识，一边行医一边为当时的《新生报》、《中山日报》、《丹报》分别主办了三个医药副刊：《民众医药》、《医琐》、《中国医药》，传递信息，通函问病，深受读者欢迎。但在解放前，条件落后，加之政府对中医的轻视，纵有志愿，也难以施展。有一次，我去一家外国人办的医院给人治病，给外国人认出，被斥之为“末代郎中”，这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我更矢志要发扬中医药。 解放后，中医事业如枯木逢春。1953年，我主办了黄埔区第一联合诊所，任院委主任兼副所长。1956年调入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在这里我开始潜心研究活血化瘀疗法，尤其是其对于血液病的治疗。60年代，很多医院在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时，我都积极参与，深入探索。根据中医理论，我把白血病分为6个类型：阴虚型、阳虚型、湿热型、阴阳两虚型、瘀血型，同时大胆使用雄黄，对患者进行分型治疗，转不治为可治，取得了满意效果。而后总结发表论文数篇，如《白血病的辨证论治》、《白血病的综合治疗》、《白血病发病机制试探》、《白血病证治》等，提出了中医对白血病诊断治疗的总体思路，颇得同道的重视。 1958年的中医政策，使中西医团结合作，掀起了广大人民的献方运动，使过去一些不能医治的疾病也能得到治疗。当时高血压已成为临床工作中常见疾病，虽然其病因病理研究有很大进展，可是理想的治疗药物未得到解决。我和同事曾连续以茯苓、丹皮临床观察，效果皆不满意。在献方运动中，我们在民间单方中选用了车前子单味药治疗高血压，观察疗效满意，后又发表了《中药车前子治疗高血压临床初步观察》论文。 同时，我还开始中医治疗肾病进行研究。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就肾阳虚、肾阴虚、湿热型、瘀滞型、低蛋白水肿、尿毒症、肾性高血压、蛋白尿、贫血、血尿等分别列方用药。还对激素的应用提出了一些看法，如激素不适宜于阴虚或热性病患者；知母、甘草、生地可以抗柯氏症，用全鹿丸或右归丸可以代替激素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迫停止诊务，下放到“五七”干校锻炼。在“靠边站”的十年中，劳动异常艰苦，除了肉体上的折磨，还有不断的批斗和精神上的打击。但是这些都没能磨灭我对于中医的挚爱。我白天劳动，晚上静心研读，反复浏览《儒门事亲》、《血证论》、《医林改错》、《类证治裁》、《医门法律》等经典医著，潜心医业，思考总结既往经验。“人所欲为，譬如穿池；凿之不止，必得泉水”，这段艰难经历使我对中医的认识得到了升华。 谙熟医理法中求法 文革结束后，我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总结这几十年的临床实践，我逐渐发现各种疾病都与气有关，尤其是久病、怪病等疑难杂证。虽然我从小崇拜父亲的成就，但通过长期观察发觉父亲的健脾学说不尽完美，父亲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亦为诸病之源。但事实上诸多疑难杂证并非源于脾胃而是源于淤血。为了寻找理论依据，我和同事曾对565例疑难病症患者进行“甲皱微循环”、“血液流变性”等实验，结果证实这些病人都有血瘀阳性指征，经治疗好转后，实验室指标也相应好转。于是，我深感“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的临床意义重大，由此提出了“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新观点，进而提出了“衡法”的治疗法则。 清代程国彭《医学心悟》曾提出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种治法理论，这在当时对继承总结中医治法起了推动作用。但沿袭至今，中医治疗学已大有进展，“八法”已不能包括中医所有治法。我认为人体气血循经而行，环流不息，濡养全身，若因各种原因而出现血行不畅，或血液瘀滞，或血不循经而外溢，均可形成血瘀。瘀阻脉道内外，既影响血液正常运行，又干扰气机正常出入，以致机体阴阳气血失衡，遂疾病丛生。“衡法”即是通过治气疗血来疏通脏腑气血，使血液畅通，气机升降有度，平衡阴阳，从而祛除各种致病因子。所谓“衡”者，《礼记·曲礼下》谓，“大夫衡视”，犹言平。《荀子·礼论》谓：“衡诚悬矣”，系指秤杆。可见衡有平衡和权衡之义，能较全面反映其疏通气血，平衡阴阳作用。王清任曾谓：“周身之气通而不滞，血活而不瘀，气通血活，何患不除。”在治疗上，“衡法”以“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为纲辨治各种病证，以活血化瘀，行气益气等药味为主，或从气治，或从血治，或气血双治，处方用药当多从“通”字着眼，以调气血而安脏腑为治疗原则。可归纳为10种配伍方法，灵活运用，疗效卓著，适用于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等多种疾病，尤其运用于心脑血管病领域，颇有效验。 2001年在上海市卫生局领导下组建上海市中医心脑血管病临床医学中心，我作为该中心学术带头人，目前中心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 临床根据“衡法”治则，采用活血化瘀法常能治疗疑难杂症。1986年1月20日上海《新民晚报》报道了一则医案。有一19岁少女从小患左上肢血管瘤，左手背、手指、前臂肿胀、疼痛、不能劳动。左前手臂周径为39厘米，左手背周径为28厘米，青筋暴露，需着袖口特大的衣服。X片显示：左前臂及手背血管瘤，尺骨中下段增粗，尺桡远端关节脱位。院外会诊认为已无法保留，拟予截肢治疗。我用清热化瘀，软坚清瘤之法治疗，二年后左前手臂周径缩小为26厘米，能穿着普通衣服，避免截肢，恢复劳动力，分配在某无线电厂工作。 又如一位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红细胞220万/立方毫米，血色素5克，白细胞2800/立方毫米，网织细胞0.1%，骨髓穿刺结果：骨髓部分抑制。面色不华，神疲乏力，齿衄，巩膜及眶周色素沉着，脉细缓，舌淡红，苔薄腻。一般认为是气血、肝肾的亏虚，而我认为乃因瘀浊胶滞，而使生化无权，应先以宣畅气血为第一步。处方用的全是活血化瘀之品，七帖后，红细胞310/立方毫米，血色素8.3克，白细胞5000/立方毫米，血小板8000/立方毫米，又服21帖后获致缓解。 运用衡法出奇制胜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如应用温阳活血法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使不少患者心绞痛发作明显减少，减少硝酸类药物剂量，有些患者甚至停用西药。如王某某，女，60岁，冠心病心绞痛频繁发作1年余，经用多种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改用温阳活血法1月后，心绞痛基本消失，以往所服扩冠药也逐渐减量。我运用益气活血法治疗冠心病介入疗法后再狭窄，为中医中药治疗本病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如徐某，女，海外华侨，因患冠心病回国做介入治疗，术后心绞痛依然频发，经用上法后心绞痛明显减少，活动后也不发作。 以上许多医案都被收载于余所著的《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颜德馨诊治疑难病秘笈》、《中华名中医治病囊秘·颜德馨卷》等书中。这些临床经验还转化为科研成果并通过科研鉴定，多次获得各级科技进步奖。 后来，我又将气血学说和“衡法”治则应用于抗衰老领域。我认为衰老的本质为气血失调，气虚血瘀，其中“虚”是现象，“瘀”是本质，“虚”是归宿，“瘀”是原因。因为任何一种病因和各种疾病的发生均将影响气血的正常循行，首先出现气血失和，流通受阻，瘀血停滞。由于瘀血的存在，气血失去平衡，脏腑得不到正常濡养，后才出现脏腑虚衰，精气神亏耗，气化功能受损，脏腑生理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加重气血失衡，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最后脏腑功能衰老以至死亡。且人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与自然界和疾病的不断斗争中，正气必然受到消耗，由于气虚推动血液无力，更加重了瘀血的阻滞，形成一种“虚实挟杂”、“气虚血瘀”的局面。 所以，瘀血实邪乃人体衰老之主要因素，欲谋长寿之道，必需消除导致衰老的因子——瘀血。消除瘀血最妥善的方法是“固本清源”，清源者正所以为了固本，固本者也所以为清源服务，因气行则血行，益气有利于化瘀。临床所见，人体进入老年，都有明显的瘀血存在，例如色素沉着，皮肤粗糙，老年斑的出现，巩膜混浊等，都是典型的瘀血体征，而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老年性痴呆、前列腺肥大、颈椎病等都是瘀血病理的体现，也是最常见的导致衰老和致死的原因。经过临床证实，应用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能治疗许多传统上认为是“肾亏”的阳痿、脱发、耳聋、眩晕等等，也可反证这一观点的可信性。1989年，我主持的“瘀血与衰老”科研项目，提出了瘀血实邪乃人体衰老之主因的新观点，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其研究成果曾刊载于人民日报头版，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根据该科研成果摄成《抗衰老》科教片，曾向全国放映，反响热烈。 抗击热病中医尤效 急性热病是指以发热为主要表现的急性病，常见于各种传染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笔者为孟河马培之学派传人，先太师贺季衡以善治温热病而著称于世，其用药多有独到之处，收效特著，使我深受其益。如三石汤之退热存阴；薄荷与石斛同打、豆豉与鲜生地同用，辛透与甘寒同用，透邪而不伤津；玉枢丹之内服外敷；辟瘟丹治湿热交蒸；桂枝龙骨牡蛎法之治阴阳离决；四磨饮子在温热病之应用以及洋酒白兰地内服外敷，因证施治，均有独到之处。 对于热病的治疗我主张卫表先汗，注重透邪，倡导寒温并用，创羌英汤（羌活、大青叶、蒲公英）发汗退热，投之辄效；邪入气分，传变速，变化多，治疗需审度时机，或通腑，或化湿，或泄热，或化痰，及时杜其发展；病入营血，重在清营泄热，药用鲜生地、鲜菖蒲、大青叶等，如有血瘀征象，参入化瘀之品，其效益彰；热入血分，伤津耗阴，疾病后期保阴尤需重视，取皮尾参、麦冬、芦根、竹叶、鲜石斛等，常可使气阴得复。对于里热始盛者，即用生石膏，剂量宜大，因为急性热病的主要病机是：毒随邪入、热由毒生、热毒相搏、瞬息传变。石膏能迅速祛除病原，杜绝热势的蔓延。石膏用量可达90克至250克，热淫所胜，非此莫属。 2002年11月至2003年上半年，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流行，中医药学在与非典的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我有幸亲自参与这一特殊战役，特别在上海、广东、香港等地的治疗中，我发挥运用贺太师之经验，获得意外之效果。我认为“非典”作为一种急性传染病，由于流行区域不同、患者体质差异以及病程长短不一，临床表现因而不尽相同，所以必须“有是证，用是药”，坚持辨证论治才能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早期注重透表、宣达，逐邪外出，慎勿失表。方可选银翘散。病将由表入里，则用麻杏石甘汤。中期重视兼邪的论治，如痰、瘀、湿的治疗，提倡用葶苈子清热豁痰以治疗呼吸窘迫。生半夏也为习用之品，其经验表明生半夏与生姜先煎30分钟，非但无毒，而疗效远胜制半夏。活血化瘀则有助于炎症的吸收，如清热化瘀之赤芍、丹皮、丹参等。对“非典”发病中产生的肺纤维化，则倡用化瘀软坚法治疗，认为虫类搜剔之品可获一定疗效，药如生蒲黄、生牡蛎、海藻、昆布等。治湿则赏用苍术，量常用至15g。并多配伍黄连、厚朴、菖蒲、佩兰等品。若正治不效，可试用旁治之法，所谓“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虽不小便不利、下肢浮肿等症，也可用五苓散旁敲侧击。后期则需根据邪正相争的变化而扶正以达邪。湿盛者多易伤阳，热盛者多易伤阴。李东垣清暑益气汤益气养阴，清热化湿，用于后期患者多能中的。若阳虚厥脱，当机立断选用参附注射液静脉滴注，气阴两虚厥脱则宜生脉注射液。 实践表明这些经验和方法在治疗“非典”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04年2月吴仪同志在全国中医药会议上，肯定了中医在抗非典工作中的成绩，要坚持继承创新，决不能丢弃好的，也不能拒绝新的。中医诊治急性热病是个宝库，数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日中青年中医由于种种原因已很少接触到包括急性热病在内的急症，但非典的教训告诉我们，完全有必要培养中青年中医师处理急性热病的能力，并将一批具有较好辨证论治水平的中医师组织起来建立中医治疗急性热病应急网络，全面介入，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个观点三个倾向 常有青年医生询问我诊治之诀窍，我认为中医在诊疗过程中既要遵循“整体观点”和“辨证施治”原则，又要力求用“一元论”的观点分析研究疾病发展过程及其在各阶段表现出的不同临床症状。只有这样才能抓住疾病的本质，确定治法和用药，以取得较好的疗效，或许诀窍就在这里。高明的医生，贵在审证明而用药准。然而，人体多奥妙，脏腑不能言，正如张机所说：“人禀五藏，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然凡病情复杂、隐蔽、或多方面相互牵涉时，必须有一个起决定和影响作用的症状，而其它症状都是随着这一症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这一症状的转变而转变。 “一元论”思想的根本特点是从现象的不同组合来判断现象系统征候的特异性质，临床思维渐进的踪迹，基本上先有演绎，再有归纳，其中互贯着“一元论”思想。“候之所始，道之所生”，这里病机分析是为医生提供症状间相互联系和寻找到起决定作用症状的最有效方法。曾治疗1例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入院时神昏谵语，实验室检查蛋白比例倒置，钡透示食道下端及胃底静脉曲张，诊断明确门脉高压症。经输血、中药治疗，出血遂止，旋即出现高热、浮肿、腹水、并迅速加剧，空腹血糖13.8mmol/L，用保肝、降糖、利尿、放腹水等综合治疗，病势有增无减，会诊时已腹大如瓮，脐凸足底平，奄奄待毙，总的印象是实不耐攻，虚不受补。用东垣天真丹出入为方，轻补缓攻，立足于助气化、展气机、药后颇合病机，二便畅利，腹笥渐松、精神、胃纳转佳，改从丹溪大温中丸法启脾阳，逐凝聚、宣经气、利腑道。连服43剂，腹水消失，血糖初平，肌肉渐充，一改枯索之态。由此可知，每一种症状都有一定临床意义，而真正能反映这许多症状本质的乃是三焦气化失司，而并非是脾虚或水湿内停，若一味补气健脾必致壅满更甚，一味逐水又将耗气伤正。 从症到到证候的认识是中医系统辨证的结果，症与证本质之间的联系，全靠一元论思想统率，攻克主要矛盾，其它便迎刃而解了。 我从医70余年，诊治疾病数万千，于临床治疗中摸索出三条思路，颇有收获，今向同道供一得之愚，述之如下。其一为“振奋阳气”，阳气之与人体强弱有密切关系，对久治不愈的证候，辄加附子，往往能获取意外效果。曾治一肾小盏结石患者，已服中药数百剂，专科医学认为其结石嵌顿，部位属不易移动处，非手术绝难奏效，但患者体气赢弱，不愿手术，遂一反常法，投温阳利气、排石行水，用附桂石苓汤加莪术、王不留行，7剂后排出黄豆大结石2枚，复查肾盂积水消失，肾功能恢复。盖取气化不及州都义，其效如响斯应。其二从“血为百病之胎”立法，采用活血化瘀药物攻克疑难杂证，亦多殊功。王清任讲“气通血活，何患不除”，唐容川谓“一切不治之症皆因不善祛瘀之故”，征诸临床，确有至理。曾治一持续3年不愈之呃逆患者，遍用常法不效，投通窍活血汤2剂而瘳。其三谓“脾统四脏”，人体脏腑组织功能活动皆赖脾胃之转输水谷精微，脾荣则四脏皆荣，脾衰则四脏俱衰。有一老年患者久病内脏下垂、低钾症、肺气肿、备尝补肾、补肺、补脾之药、终鲜有效，遂于前医方中加入苍术、升麻、荷叶、粳米、颓象一举而振。于是得出结论：实脾不如健脾，健脾不如运脾，四季脾旺则不受邪。 膏方经验以供参考 在冬至到立春之间服用膏方进补，是我国人民的传统，在江南特为盛行。孟河派处于鱼米之乡，尤多问津。家父为马培之再传弟子，我少时曾经涉猎，后负笈申江，随秦师伯未，专攻进补之道。 膏方俗称膏滋药，是将中药加水煎煮后滤渣，再加辅料而成的膏状制剂，具有滋补强身，抗衰延年，治病纠偏等多种作用。膏方一般由三十味左右中药组成，服用时间较长。因此，制订膏方更应注重针对性。所谓针对性，即应该根据病者的疾病性质和体质类型，经辨证后配方制膏，一人一方，量体用药，方能达到增强体质，祛病延年目的。我的经验是： 1、重视脉案书写，辨证立法膏方不仅是滋补强壮的药品，更是治疗慢性疾病的最佳剂型，所以膏方的制订，首当重视辨证论治。医家应从病者错综复杂的症状中，分析其病因病位，正气之盛衰，病邪之深浅，探求疾病之根源，从而确定固本清源的方药，这套理、法、方、药的中医特色，必须充分体现在膏方的脉案中，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否则病者服后，肯定弊多利少。 2、分析体质差异，量体用药人体体质的减弱，是病邪得以侵袭，导致疾病产生的主要原因，而体质每因年龄、性别等不同而异，故选方用药也不尽相同：如老年人脏气衰退，气血运行迟缓，膏方中多佐活血行气之品；妇女以肝为先天，易于肝气郁滞，故宜辅以疏肝理气之药；小儿为纯阳之体，不能过早服用本品，十四岁之前以健运脾土为主，十四岁之后也仅宜六味地黄丸之类。先师秦伯未先生开膏方，总以白术﹑山药为君，先严亦鲁公不轻易为孩童开膏方，偶尔为之，也不过以南沙参﹑白术加六味地黄为主，均具法度。 3、调畅气血阴阳，以平为期利用药物的偏性，来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不平衡，以求“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是中医养生和治病最基本的主体思想，也是制订膏方的主要原则。临床所及，中老年人由于脏气渐衰，运血无力，而呈现虚实夹杂的病理状态，对此若一味投补，补其有余，实其所实，往往会适得其反，所以膏方用药，既要考虑“行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也应根据病者的症状，针对瘀血等病理产物，适当加以理气活血之品，疏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阴阳平衡。 4、运脾健胃，以喜为补膏方内多含补益气血阴阳的药物，其性粘腻难化，若纯补峻补，每每会妨碍气血，与健康无益，故配伍用药，至为关键。清代名医叶天士曾谓：“胃以喜为补”，口服膏方后，胃中舒服，能消化吸收，方可言补，故制订膏方，总宜佐以运脾健胃之品：或取檀香拌炒麦芽，以醒脾开胃；或用桔梗、枳壳、一升一降，以升清降浊。临床尤其喜用苍术一味，其气辛香，为运脾要药，加入众多滋腻补品中，则能消除补药粘腻之性，而起赞助脾运吸收之功。中医习惯在膏方进补前，服一些开路药，或祛除外邪，或消除宿滞，或运脾健胃，处处照顾脾胃的运化功能，确具至理。 5、通补相兼，动静结合民间常有以驴皮胶加南货制膏进补，造成腹胀便溏等不良反应，因其不符合“通补相兼，动静结合”的原则，补品为“静药”，必须配以辛香走窜之“动药”，动静结合，才能补而不滞，临床可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病，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梗死、糖尿病等，辨证选用“动药”，例取附子温寒解凝，振奋心阳；大黄、决明子通腑排毒，降低血脂；葛根、丹参活血化瘀，净化血液等，与补药相配，相使相成，而起到固本清源之效。 回首歧黄路，悠悠七十年，人生有涯而医无涯。中医学源远流长，蕴藏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我的感触是：要学好中医，首先必须要有献身祖国中医药事业的决心，志不坚则智不达，如果对一门学问没有信心，又怎能学好它呢？其次学医要边读书，边临床，既要继承前人的宝贵经验，又要具备开拓思想及实践创新精神，要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的治学态度，刻苦专研，锲而不舍，如此则临床疗效必能得到提高，功夫是不负有心人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愿后学诸君勤勉奋斗，实现中医学术的发展与提高。 衡法 衡法之父 ◆他继承家学，又入科班学习，在综合医院率先开辟中医病区。 ◆他提出白血病中医证治分型和有效药物，提升了中医急性热病的诊疗能力。 ◆他发展气血学说，创立“衡法”，丰富了中医治则学，揭示了人体衰老奥秘，开拓疑难杂症治疗和养生长寿新途径。 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原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的楼群中，矗立着一座已有近30年历史的中医楼。上海市中医心脑血管病临床医学中心就设在这里。一家综合医院设立中医楼十分罕见，这些都缘于这里有一位名扬海内外的中医大家颜德馨。 在中医界，颜德馨最为人称道的是创立了调气活血的“衡法”治则，把传统气血学说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为治疗各科疑难杂病、老年病开拓出新途径。对于有志于活血化瘀之道的研究者来说，颜德馨是这一领域不可绕过的高峰。 学业 兼得家传与院校教育之泽 颜德馨是名医传人，也是科班出身。他深厚的中医学功底，既得之于家学渊源，也得之于学校教育。他常怀向学之心，博采众长，打下了坚实的临床基础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八十九年前，江苏省丹阳县的名医颜亦鲁为其子取名德馨，希望其继承诗礼传家之风。 颜德馨祖籍山东，系孔子的弟子颜回的后裔。其父颜亦鲁师从江南孟和医派名家贺季衡学医，其后在丹阳县城北草巷本宅开设餐芝堂诊所为业，以擅长治疗肠胃病、妇科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症而名噪江淮。 颜德馨7岁开始读书习字，后拜当地名儒习诵传统文化，9岁入新式小学就学，12岁开始学习中医学著作，后又常随父侍诊，对继承父亲的仁心医术早已心存向往之情。 对读书之道，颜德馨后来常言：“猛火煮，慢火炖”，这正是亦鲁先生庭训之辞。所谓猛火煮，指须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所谓慢火炖，指须经常温习，反复研习。两者不可偏废，则学思并进，功到自然成。 初读《黄帝内经》之时，老师让其每日背诵一章，若背不出，就会用木尺打手心作为惩罚。颜德馨无法领悟其中的含义时，父亲鼓励他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所感悟。”为此，他常常挑灯夜读。 年稍长，他就常随父出诊，诊后还要陪父亲整理诊治病案方药，对亦鲁先生秉持的脾胃学说以及临床经验有所体会和感悟，并逐渐树立了固护脾胃的学术思想。 颜德馨16岁时考取上海中国医学院，得以跟着沪上不同流派、不同科别的中医名家学习，使学业跃升到一个新境界。学校课程设置十分完备，除修习国文、外语课外，中医基础课列了《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病学》等十几门；临床则涉及杂病学、外科学、妇产科学等。此外，还专门开设了生理学、解剖学、西医外科和传染病学等西医课程。 颜德馨学习兴趣浓厚，课上课下表现十分活跃。他参加了“课余医药研究会”，与同学一起建立了中药药圃，研制了一批中药制剂，并编辑出版了《康宁医刊》，以讨论交流学习心得，共促学业。 在近两年的临床实习期间，他先后跟随徐小圃、秦伯未、盛心如、单养和、费通甫、祝味菊等中医大家抄方和搜集、整理医方医案，并得带教老师指导点评，受益匪浅。 即使在毕业后到医院就职，或随父亲悬壶于丹沪之间，颜德馨仍然保持着求学问道的进取心。当时上海名医程门雪、盛心如、张赞臣等深为医林称颂。颜德馨时常登门拜访，索解请益，每有所获。“胃以通为补”、“宣肺气以舒肝气”、“补精必安神”等诊疗思想，“伤寒辨六经”、“温热病卫气营血相结合”的辨证方法，使用石楠叶治疗头痛，使用天竺子、腊梅花、凤凰衣治疗小儿百日咳，使用白茅花蒸豆腐治疗大咯血以及使用附子振衰救绝等诊疗方法，他皆能博采众家，择善而取之。 医业 70年临床实践多建树 他妙手仁心，口碑载道，在综合医院率先开辟中医病区；他首先提出白血病的中医分型证治，发现疗效显著的中药药物；抗击“非典”建功，增强了中医急性热病诊治能力 作为年轻的中医，刚刚毕业的颜德馨很快就让人刮目相看。有一位肺脓疡病人，因肺纤维化而出现空洞，高烧持续不退，情况危急，几个西医治疗方案都起效甚微。颜德馨主动提出使用中医治疗。他诊脉辨证，并以鱼腥草为主的药方施治。他亲自熬药，并连续陪护病人3个昼夜，细心观察服药反应，终于使病人高烧退下，症状改善。 颜德馨用传统中医疗法先后治好了一批患肺脓疡、肺吸虫病的病人。随着临证的积累，他总是在深入了解并全面把握患者的体质、病因、病证等综合因素的基础上，拓宽治疗思路，并以良好的疗效，赢得了口碑。 1945年抗战胜利，颜德馨看到百姓贫苦，缺医少药，遂着手创办“德社”，免费为儿童接种疫苗，免费施诊给药，还为丹阳两家报纸开辟“中华医药”、“民族医药”副刊达60余期，普及医学常识，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因而被公推为丹阳县中医师公会理事长。 新中国建立后，颜德馨停办私人诊所，调入上海铁路中心医院，并担任中医科主任。为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的治疗作用，在上海市的综合医院里他率先建立了中医病区，并提出了“创新与继承相结合，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科学研究与中医特色相结合”的原则。数十年后，他成为沪上乃至全国屈指可数的中医大家。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血液病发病率升高，西医治疗方法单一，疗效不佳。他迎难而上，开始积极探索中医治疗血液病的有效药物。为此，他一方面寻找机会，尽量多地观察病例，参与多家医院血液病人的治疗；一方面深入钻研医学著作，特别是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深入钻研了中医气血理论。他与同事合作，对565例疑难病患者进行“甲皱襞循环”、“血液流变学”等的数据观察，证实了血瘀阳性指征的普遍性，同时证实了经活血化瘀治疗后，白血病病人不仅症状改善，相应的实验室指标也明显好转。 他认为，白血病属于中医学的温毒、虚劳、症瘕、积聚等范畴。通过文献梳理，他发现犀角能使白细胞迅速降低，迅速退热，缓解出血。在临床观察中，他还发现砷剂可治疗各种急性白血病，率先提出雄黄是抑制白血病的有效药物。 “文革”中颜德馨一度下放，但他仍尽量想方设法寻找临床机会，尤其是关注于中医气血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在“文革”后的第二年，他就出版了《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一书。 2003年，非典来袭。颜德馨受命担任上海市中医防治专家组顾问、上海市中医治疗指导组组长及华东地区防治非典首席科学家。他不顾高龄，不畏风险，深入到传染病医院，并总结出非典的病机要点：热、湿、瘀、痰、虚五字。创制了“扶正祛邪方”。他指出，须“有是证，用是药”，坚持辨证论治才能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早期注重透表、宣达，逐邪外出，慎勿失表；中期重视兼邪的论治，如痰、瘀、湿的治疗；后期则需根据邪正相争的变化而扶正以达邪。实践表明这些经验和方法凸显了中医药治疗热病的优势。广东、香港等地的防治“非典”工作也得到他的指导而获益良多。 此后，为系统研究中医药治疗非典、登革热、禽流感等急性热病的辨证论治，颜德馨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参与上海市科委的重大项目“中医防治急性热病应急网络”建设。近年来，该网络的日益完善，丰富了中医急证诊治内涵，增强了中医急诊能力。 学术 发展气血学说 首倡“衡法” 他认为气血是临床辨证的基础，提出“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他首倡中医治病“八法”之外的“衡法”，揭示人体衰老的奥秘，为疑难杂症和老年病诊治开拓了新途径 “你要超过我，才能真正算我的继承人”，父亲曾这样教诲他，他做到了。在气血学说的深入研究中，颜德馨可谓是当代攀高登顶、收获颇丰的探索者。 他提出了“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及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治则，在中医治则学研究中，开辟了新的天地，这一法则在上世纪80年代还应用于“瘀血与衰老”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尽管从小崇拜父亲的成就，但颜德馨逐渐发现父亲的健脾学说仍不尽完美，颜德馨发觉诸多杂症并非源于脾胃而是源于瘀血。 临床中，他积极运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各种内外科疾病，并进行了多年潜心研究。他总结，中医“辨证八纲”中虽然没有气血二字，但气血内容贯穿于八纲之中，故可认为气血病变是临床辨证的基础，也是疑难病证的辨证基础。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瘀血是气血不和的重要因素。而活血化瘀能够疏通气血，调整阴阳，平衡气血，其作用超越了前人“通行血脉，消除瘀血”的含义。 他研究发现，中医治病讲究“阴平阳秘”，根据病人的阴阳消长的过程立方用药，有“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但在临床上又确实存在着局限性。他通过临床总结和实践验证，提出了人体的健康与长寿在于“调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和平的”衡法论。所谓衡法，具有平衡和权衡的意义。衡法的组成，以活血化瘀药为主，配以行气、益气的药组合而成，能够调畅气血，平衡阴阳，发挥扶正祛邪、固本清源的作用，适用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多种疾病。 颜德馨的衡法分为升降气机法、降气平逆法、补气升阳法、清热活血法等十余种治则与方法。这些方法对冠心病、白血病、肝硬化等都有疗效。 由此出发，颜德馨在随后的研究中提出，人体衰老的主要机制就在于气血失调，内环境失衡，而内环境失衡则是由于瘀血的存在。他所明确的以调整气血法延缓衰老，与过去补肾、健脾等方法抗衰老的理论截然不同。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据此拍摄了科教片《抗衰老——气血与长寿》，参加了以“生命的科学”为主题的国际科教电影节，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重视和强烈反响。他研究出的以益气活血为宗旨的“衡法圣方”系列中成药，是抗衰老研究的一大成果，服用后可促进机体的气化作用，降低血液黏度，加快血液的流速，使机体主要内脏器官得到正常的供血，发挥正常的生理作用。 颜德馨强调对血瘀证的诊断当以四诊为主，实验室检查为辅，并结合病史，从症状、体征、病史、实验室四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诊断，此即“颜氏血瘀证诊断法”。在治疗上则将衡法融汇其中，用于治疗各种老年病，尤其是心血管疾病疗效非常显著。 他主持的课题“瘀血与衰老的关系——衡法II号抗衰老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提出了瘀血实邪乃人体衰老之主因的新观点，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相关课题列入国家“973”计划专项之中。 传承 惟愿中医学术代代传 他上书陈情，为中医事业发展呼吁；他讲学授徒，为人才培养倾注心血；他著书立说，为学术传承添砖加瓦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颜德馨仍饱含激情，坚守着中医阵地。虽年届九旬，他每月还要出半天门诊。而他多年来，上书陈情，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为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奔波操劳，对此他常笑言，不知老之至也。 他曾多次与邓铁涛、任继学诸老联名上书中央领导，就中医编制、中医教育等列陈己见。 他曾数次往返于北京与上海之间，争取到铁道部的支持，于1980年建成了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中医实验大楼。 他于1992年发起创办了在香港注册的中医药研究中心，为沪、台、港建立了首个中医药学术联盟。他收台湾中医师邱雅昌为学生，成为海峡两岸第一对中医师徒。 他还多次应邀出国讲学，被美国及港澳台机构聘请为特约研究员和学术顾问。 他在1999年2月行医60周年之际，捐资20余万元，设立“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此后又追加资金，2005年扩展为“上海颜德馨中医药基金会”，致力于鼓励青年中医药人才脱颖而出。 他倡导举办“中医大师传承班”，加强学生对中医经典原著研读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首次启动了在综合性大学中进行中医教育改革的试点项目。 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关系事业发展根基，对此，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积极带教进修生、博士生、学术继承人。他不辞辛劳，登台讲课，勤于查房，随时讲解，理论联系实际，循循善诱，他常以先哲墨子“志不坚，智不达”勉励学生。他还教育学生要多读经典、早读经典，尤其是《黄帝内经》；要开放思路、广泛阅读。除了熟读经典著作，还要系统研读各家学说，广泛涉猎笔记小说、医论医案、医话药话等；要多拜老师，学习各流派的经验。 他曾诙谐地说：“相传清代名医叶天士曾拜过十七位老师，而我所拜过的老师怕远不止十七人了”，“数十年我承先贤之遗风，乐于课徒，循循善诱，以报我师。愿我同道能将中医学术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为了传承个人临证心得，他著书立说，多年不辍。其出版的《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并获云南省优秀科技图书三等奖，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根据他的气血理论，拍摄《抗衰老》科教片，向全世界发行；1992年，他的专著《气血与长寿》出版，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次年，《中国历代中医抗衰老秘要》出版，其间，还先后出版了《颜德馨医艺荟萃》、《颜德馨先生诊治疑难病秘笈》、《中华名中医治病囊秘·颜德馨卷》、《中国百年百名临床家丛书·颜德馨卷》、《颜德馨临床经验辑要》等，全面反映了其60多年的临证经验。 对教学之道，他曾有三句话精彩总结：第一句话是，教学中绝对维护中医的主题思想；第二句话是：中医是实践医学，“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诊多”；第三句话，学中医必须在思想上扫除民族虚无主义，要坚信中医具有光明灿烂的前途，中医将为人类创造最大的财富，中医工作者在学习、工作中必须严谨、勤奋、攀高。 |
缘主八字测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