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评“爱大元”之：元英宗VS明英宗

爱大元原文:

“元英宗与拜住君臣协和,虽施政仅仅二年,所作所为却大可称道。首先,他们制定颁行了《大元通制》这部元朝新法,成为元朝最重要的法典,填补了忽必烈朝代《圣元新格》的许多法律空白;其次,罢汰冗官,精简机构,节省了不少行政费用;第三,推行“助役法”,减轻了忽必烈以来汉族民众长期以来负担的沉重徭役;其四,也是最有特点的,就是准备“以儒治国”,大用汉儒,把不少汉族官用选进省、台及六部内任职,并下诏在全国范围内“举善荐贤”。只可惜被奸臣刺杀,英年早逝。明英宗与王振也是君臣协和,所作所为却令人捧腹,五十万大军土木堡一败涂地,自己也做了俘虏,丢人丢到姥姥家,居然还不醒悟,复辟之后还赐王振祭葬,立祠曰:“旌忠”。杀于谦之举实在天下人寒心,其罪过于宋高宗。然而他在后世的评价却远比宋高宗好,难道仅仅就因为临死前良心发现,停止让妇女殉葬这一点小善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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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英宗和明英宗

元英宗虽然与元仁宗一样用了一些汉法,但他改革措施不过为一个社会政治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的朝廷增加了一点汉化和儒化外表,元朝的政体结构如故。

虽号“尊儒”,但他遍修忽必烈朝的帝师、吐蕃番僧八思巴的帝师殿,规模比孔子庙还大,可见儒家在他心中依然是抵不上喇嘛教。

虽然他大胆尝试削减政府开支,但还是喜好浮华和铺张。最大的铺张是他对佛寺的施舍,使得“民劳役巨”。

元英宗的个性也有很大缺陷。事有不顺辄迁怒臣下,英宗朝“大臣动遭谴责”。与以前诸朝讲求“惟和”,对贵族大臣宽纵有余的政风完全不同。另一种发泄的方法是酗酒,酗酒又往往以“乘醉杀人收场”。英宗朝修“秘密佛事”,似乎表明藏传佛教的这一套教理当时业已传入元廷。英宗这种狂暴多变的习性,史家多怀疑是否与他可能服用鸦片或者纵情声色的放荡生活有什么关系。英宗这种个性,使他难以在自己身边聚集起真正积极维护新政的政治势力,同时却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自己的政敌一边。叛臣之所以敢以臣弑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看出了蒙古诸王勋贵已经对英宗产生普遍的怨忿。南坡之变发生时,“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这条材料生动地说明,元英宗当时已经何等孤立。因此,即使他不死于南坡,至治新政又能推行到何种程度,也是容乐观的。《中国通史》对元英宗的死评价道:英宗本人缺乏象忽必烈和仁宗那样的既有声望又足可信赖的潜邸侍臣班子,这时候差不多处于孤立无援、“孑然宫中”的境地。所能托付者,一个是与他同样迂阔而不谙世故的年轻宰相拜住,另一个则是暗藏祸心的妻舅铁失。至治新政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场,即使没有铁失弑宫的突发事件,其结局也是可以想象的。

元英宗有一点理想,但是既不懂做事(改革时不知缓和贵族间矛盾),又不懂做人(动辄迁怒处罚臣下,甚至酒后杀人),“英年早逝”也是早晚的。

明英宗早年少不更事,宠信宦官王振,致有土木之败。但他个人还是比较有人格魅力的。英宗被瓦剌俘获后,连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尔都和他交上朋友。返明后囚于南宫,看守太监都对他很好,以至于被严刑拷打也不愿出卖英宗,污指他意欲复辟。这些都是在他失势之后发生的,伯颜帖木尔和那几个不愿污指英宗的人的举动显然与利益无关。

明英宗夺门之变复辟之后,为求出师有名杀了于谦,但没多久就后悔了。天顺朝,英宗勤于理政,并任用李贤、彭时等贤臣,先后惩治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小人,政治尚算清明。又不顾左右反对,释放建庶人(建文帝幼子朱文圭,靖难后被幽禁宫中逾五十年),并提供饮食住行;听钱皇后之言恢复前朝胡皇后的位号;遗诏罢明代自太祖以来的宫妃殉葬制度。英宗与钱皇后感情颇深,钱皇后无子,担心死后嗣子宪宗(周氏所生)不尊崇她的地位,所以遗命“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后来钱皇后死时,周太后果然不欲其y葬裕陵,经过大臣力争方得与英宗合葬(《明史?后妃传》)。

可见作为帝王,明英宗算不上一个好皇帝,但是作为个人,朱祁镇算得上一个好人。天顺复辟以后的种种行为,可见为什么当年的敌人瓦剌也先的弟弟和他做朋友,看守他的太监至死也不诬陷他。

总结:元英宗和明英宗都少年轻狂、缺乏实干能力,一个莽撞改革被杀,一个仓促出征被俘。但如果说被俘是“丢人丢到姥姥家”,那作为元朝第一个被自己部下所杀的皇帝,又丢人丢到哪里呢?最起码也要“丢人丢到爷爷家”了吧?当然元英宗在那短暂的两年里,显得比明英宗正统年间更有理想一点,这点胜过明英宗一筹。不过明英宗天顺复辟以后,为政尚算清明,不输元英宗当年。尤其要说做人,明英宗的个人魅力更要远胜元英宗。

元英宗和明英宗到底如何,读者自己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