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人口问题有哪些？元朝为何会形成南稠北稀的格局 ...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趁此，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历朝历代的有关人口问题。

商：开始形成长寿、多子思想

远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商王为了解决内部纷争和摆脱自然灾害带来的粮食威胁，多次迁都。尤其是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更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人口大迁徙。为了迁徙的顺利进行，盘庚制定了严厉的政策。据《尚书·盘庚》记载：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之，无遗育。即在迁徙过程中，盘庚将对叛逆不逊、诈伪奸邪、犯上作乱者，轻者割掉鼻子，严重的将处以死刑，灭绝其全家；而对听话服从的良民，则将在新都城永建乃家。

商朝开始形成长寿、多子的思想。商代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万年无疆、子孙永昌之类的吉祥语。

周：重视人口管理

周朝十分重视人口数字的统计，设有许多掌管人口事项的官员。据《周礼》记载，专门负责人口统计的官员——司民（司命），每年要把国都与郊野的人口，注明性别，登记在户籍册上，生者登记，死者注销。人口数字上报给周天子时，他要慎重其事，要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大宰负责安排人口在农业、苗圃、虞衡（林矿）、薮牧（畜牧）、百工（手工业）等部门的分配；媒氏负责男婚女嫁，男30岁，女子20岁，必须结婚；司徒负责考察各地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分析它们与居民的关系，以趋利避害，让百姓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健康地繁衍生息；此外还有司商、牧人、场人、廪人等管理与人口相关事项的官员。

西周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调查。《国语·周语上》记载，在公元前789年，周宣王在江汉之间被姜戎氏打得全军覆没，于是准备在大原（今甘肃固原）进行人口调查，补充兵源。但大臣仲山父反对周宣王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调查，理由是：王室受到了重创，实力锐减，人口稀少，进行人口调查，其实是公开示弱，会让诸侯们轻视而不亲附。王室可以通过相关官员，秘密掌握人口数字，不必再进行公开的人口普查。

西周也和商朝一样，流行多子多福的思想。在周代的歌谣中，关于子孙繁昌的祝福很多。《诗经》中有：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宜尔子孙，振振兮、桃之夭夭，有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汉：人口锐减，鼓励生育

秦朝的人口约为2000万人，但秦末汉初，天下大乱，方之六国，无损其二，三分之二的地方都发生了战乱，生灵涂炭。汉初，人口下降为1200万人。汉惠帝、吕后两朝，实行休养生息，人口逐渐增加。汉惠帝实行鼓励生育政策，规定民间女子15岁到30岁未出嫁的，要罚款5算（120钱为1算）。

到汉文帝时，天下富裕，鸡鸣狗吠，烟火万里，小米一石（150斤）只要10来钱。到汉武帝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富家足。国家粮仓里的小米，陈陈相因，充溢露积在仓库外；国库里的铜钱，累积成山，穿钱绳都腐朽了，无法计算。

到汉平帝时，全国人口约为6000万人，但人口分布不均匀，陕西关中地区人口最为稠密，其次是河南、河北、山东等地。长江以南的人口依然稀少，边境地区更甚。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汉朝把罪犯、贫民和豪强势族，进行大规模移民，迁徙到边远地区。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加上王莽改制失败，导致战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

到东汉光武帝时，全国人口只有2100万人左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汉安帝、汉顺帝时，人口才又达到约5000万人。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加剧，天下乱。黄巾起义后，军阀混战，在战乱、饥饿与瘟疫的摧残下，到三国时期，全国人口只剩下1000万左右。

晋：大动乱与大迁徙

泰始元年（265年），三国归晋，天下重归统一。久乱之后，天下安定，人口增长，太康元年，人口达1600万人。

但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出现八王之乱，黄河流域又成战场，关中地区出现大饥荒，大量百姓流亡外地。据《晋书记载》，296年，略阳、天水等6郡（今甘南）10多万人经汉中逃入四川求食；河东、上党等地（今山西）10多万人，逃亡到南阳（今豫南）一带；四川有10多万人流入荆湘（今湖北、湖南）；并州（今山西），有几十万人乞活于冀州（今河北）。为了争夺生存资源，流民聚集在一起，和当地政府、土著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动辄死成千上万人。永嘉四年（310年），整个黄河流域遭受蝗灾，草根树皮被吃光了，接着发生大瘟疫。中原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已成地狱。

北方、西北方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由于气候变冷和汉族政权的腐败虚弱，纷纷南下农耕地区，争夺生存空间，发动反晋战争，开始了五胡乱华时期，从此黄河流域出现空前的大混乱、大破坏、大屠杀和大饥荒，国家又陷入长期分裂的局面，到处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为了躲避战乱，北方一部分士族和大量平民，纷纷向比较安定的长江流域迁徙。从五胡乱华到刘宋（307年-477年），北方南迁的人口至少有90万人，以现在的苏、皖、鄂、湘、川等地区为移民的中心区域，尤其以江苏地区接纳最多，达26万人。从此，长江流域得到开发，经济水平开始赶上黄河流域。

隋：人口大起大落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恢复、发展生产，大力兴修农田水利。隋炀帝即位后，汇通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济渠、邗江、永济渠、江南河等水系，有交通、灌溉之利，促进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对人口的增加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到609年，据《隋书》记载，全国有4600万人，比南北朝时期有了明显的增长，其中，江南地区和陕西、河南地区的人口增长最为迅速。

但隋炀帝好大喜功，不恤民力，屡次进攻突厥、高丽，还大兴土木。611年后，天灾频繁，百姓死于战乱和饥荒的很多。据《通典》记载，唐初武德年间（618年-626年），人口锐减，全国只剩下1100万人。其中损耗最大的是黄淮河流域的主要农业区。

唐：婚育状况成为地方官政绩考核内容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的第一年，即627年，他下诏书要求地方官奖励民间婚嫁，男子20岁，女子15岁以上，连同寡妇、鳏夫，都要结婚生育；对于无钱娶妻的光棍，亲戚和乡亲中的富人必须给予资助，并把婚姻及时、鳏寡数少作为地方官政绩考核内容之一。

天宝十三四年（754年-755年），唐代人口达到高峰，这段时期人口的剧增，除了政府奖励生育，境外人口的归附也是主要因素之一。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天宝年间，人口估计在6000-7000万之间。

从地域分布看，黄河中下游仍为重心，户口分布最密；江南地区户口仅次于黄河中下游，已超过淮河流域；秦汉时人烟稠密的关中地区，户口已渐衰落；南方沿海地区，尚未很好开发，户口稀少。

宋：人口再次大规模南移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有4700万人口，后突破1亿大关，据历史学家漆侠推算，此时最高垦田数是7.2亿亩，这一数额不仅超过前代，即使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能逾越。在地域分布上，长江流域人口已占绝对优势，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是因为，南方农田水利得到发展、粮食产量得到提高。当时长三角、江西、湖南、四川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地带，是稻米的主产区。高产良种占城稻的输入，踏犁、秧马、水车等先进农具的使用，圩田、沙田、山田的开辟，捍海塘的修筑，导致粮食产量不断增长。苏州地区，平常年景，亩产大米两三石（300-450市斤）。两广地区的水稻一年可两熟。粮食的增加为人口的繁衍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黄河流域水灾的泛滥，开始于唐末，五代统治者屡次掘开黄河，以水代兵，作为克敌制胜的手段。到了宋朝，黄河下游一两千里的河床多次改道，酿成巨灾。北宋政府治水不力，越修越坏，导致北方水利网遭受严重破坏，在频繁的自然灾害的侵袭下，社会经济日益破败，人口自然衰落。

北宋末的1126年，金人南侵，汴京（今开封）被攻占，金人所过之处，大肆烧杀抢掠，留下一片废墟，人口遭受极大摧残。1127年，宋室南渡，北方士民也随之大批南迁，迁居长江、珠江流域，这是继西晋末年之后，我国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移。

到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全国（含金国）当时登记人口达8000万人，南北人口实际总计1.2亿。

元：人口南稠北稀格局形成

元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全国人口约为6000多万人，最高人数为8500万人。

由于蒙古军官多掠人为奴，动辄千万计；蒙古贵族、僧侣等又任意圈地为牧场，动辄千顷；导致北方百姓大量南迁。元代南北户口，为10:1，长江流域江浙一带的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多达91人，而北方地区的人口密度最多的是行中书省，为10人，其余均在10人以下，少的甚至只有1人。

中国人口南稠、北稀、东南密、西北疏的格局，在宋元时代已经形成，经济重心南移，至此完成。

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与下南洋

据吕振羽、何炳棣、葛剑雄等学者考证，明代人口就已经突破1.5亿大关，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已达1.97亿。当时全世界的人口也不超过4亿，所以明朝绝对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明代重视开发大西南，鼓励移民，因此云贵地区的人口增长较快，但明代人口流动最值得注意的是下南洋（今中南半岛、马来群岛及澳洲等处）的海外移民。据张锡纶估计，明朝下南洋的人口至少有50万左右，达到空前的程度。这些下南洋的人大多是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多因国内生计艰难而出国谋生，因为逃避械斗、政治迫害出国的比较少。

从1405年到1432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历30多个国家，其中占城（今越南境内）、真腊（今柬埔寨境内）、满剌加（今马来西亚境内）等23国属于南洋范围，当郑和前往时，华侨在这些国家已经很有势力了。

中国人移入菲律宾（吕宋）的很多，宋代就有记载。明朝移入菲律宾的更多，华侨为菲律宾的开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在明朝、清朝多次对华侨进行大屠杀。

清：人口突破四亿

清沿明制，赋役根据人丁征收，对人口编审十分重视，规定每3年（后改为5年），逐甲、逐里审察均平，也会进行人口登记。

到了道光十四年（1834年），全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主要是因为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废除了人头税，此外红薯、玉米、蚕豆、花生等高产农作物的传播、推广和双季稻在江南地区的栽培，补救了粮食的不足。可以说，当今中国庞大的人口，其初基是在清朝乾隆、嘉庆、道光人口大发展时期奠定的。

从清代开始，关内过剩人口陆续向东北各地迁徙（俗称闯关东）。有的整座城均为移民所创居，如辽阳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准噶尔部、回部被平定，天山南北归入中国版图，定名新疆。关内人口大批移入新疆。嘉庆十三年（1808年），迪化州（今乌鲁木齐）境内的人口比乾隆四十年（1775年）增加了13倍。另外，清初湖南、湖北地区流入四川、云南的人口也有一定的数量，山西人迁移蒙古地区的也不少（俗称走西口）。去暹罗（今泰国）的也很多，不少人在暹罗做了官。

总之，中国历朝历代都重视人口管理，基本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人口呈螺旋式上升，庞大人口初基在清中叶奠定；南稠、北稀、东南密、西北疏人口分布格局在宋元时期初步形成；从明朝开始，中国开始出现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充实边疆的移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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