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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元朝故事阅读 元朝真的近百年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吗？ 有些文学史在叙及元代文学，尤其是元曲的兴旺发达时，往往认为，正是由于元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不行科举考试，才使得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转向文学，尤其是元曲、杂剧等的创作。这种结论下得也有点过于绝对。元代并不是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重视，只是对那些喜欢以诗、词、歌、赋夸示于人而又不懂经世之术的知识分子才真的不重视。崛起于漠北的蒙古英雄们在入主中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质朴少文，这就无形中断了那些诗人、词人们的一条晋身之路。这些失去了晋身机会的诗人、词人们当然要不满当时的统治者。这种不满意被民族主义者加以利用，遂演化成了感QS彩极浓的儒不如倡（娼）的牢骚，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骂。 八倡、九儒、十丐这几个字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组。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在批判四人帮大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时，常把元朝人这段发自己朝代牢骚的牢骚话当成历史加以引用，有一位近年才崛起的历史学家甚至由之推断，元朝立国到亡国近百年间没有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由于这位史学家颇有名气，有相当一部分喜欢文化快餐的人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又一个误区出现了——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隋朝以后各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系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公元587年，隋文帝杨坚废除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杨广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至武则天时则天本人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为制科。一般的史学著作或工具书，在谈到科举制度时前举唐、宋，后举明、清，很少提到元代，遂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元代根本就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大漠深处有绿洲 元代究竟是否举行过科举考试，我们还是应该让《元史》来说话。 《元史选举志》：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令断事官术忽斛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 太宗即元太宗窝阔台，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时代一个最为有名的贤相。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蒙古立国之初确实行过科举考试，考试中选者享有免除徭役、赋税，与长官同署公事的权利，并且点出了第一批中选者中的榜首杨奂的名字。 也许有的人要斤斤计较蒙古帝国与元帝国之间的区别，认为开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根本未曾开科取士，这话也不对。 我们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元史选举志》：（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负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设立程式，又请依前代立国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 此举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当时的丞相火鲁火孙、留梦炎等人又一次重新建议开科取士，虽然也因故未果，但当时的科举取士的方略却确定了下来。 到了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当时的中书省官员又上书给皇帝，称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诅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摘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建议皇帝重开科举，不过范围比隋、唐时代缩小了，只有德行、明经二科。 元仁宗立即准其所请，并颁下一道诏书。这位皇帝大人在诏书中说：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联以眇躬，获承丞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八月，元帝国所属各州、郡、县遵从皇帝的旨意推选出贤者、能者参加科举考试。 公元1315年2月，各州、郡、县推选出来的士子会试京师。 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是个蒙古人，但他所下的诏书可一点也不蒙古。 在他所下的诏书中对哪些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试的内容，甚至监考人员的组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我们首先看看哪些人可以参加考试： 诏书上说的是：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者方可以参加考试。 考试的内容：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通过了第一场考试之后，接着考第二场：第二场第一道（题）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 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一场通过以后，考第二场：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接着是第三场，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所有这些都通过之后，汉人、南人作一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称为及第二甲，皆授给正七品的官职，第三名以下皆授正八品官职。 蒙古、色目人只要通过两场就可赐进士及第（因为他们汉文化水平较低）。 为了保证科举考试的公正性，诏书中还规定了监考人员：总监考由监察御史和廉访司官员担任，分监考由知员举、同知员举等人担任。 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春三月，经过严格考试，蒙古人护都答儿，汉人张起岩等56位士子，及第、出身有差。 虽然时断时续但绝非昙花一现 有些怀疑元代曾经开科取士的人，面对笔者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找到的史料，也不好断然否定元代有过科举考试，但他们却认为元代的科举，不过是一现的昙花而已。 持这种观点的人结论下得也未免有些过早了。 除了延祐二年开科取士以外，元帝国还时断时续地举行过许多次科举考试。 其中较为有名的有： 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三月。此次共有护都达儿、霍希贤等50人金榜题名。 元英宗硕德八刺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三月。此次共有达普化、宋本等64人金榜题名。 泰定帝也孙铁木尔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三月。此次共有捌刺、张益等86人获金榜题名的殊荣。 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三月。此次有阿察赤、李黼等86人金榜题名。 元文宗图铁木耳天历三年（公元1330）三月。此次考试，蒙古人笃列图，汉人王文烨等97人金榜题名。 元惠宗妥欢贴睦尔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三月。此次考试，蒙古人同同，汉人李齐等一百余人金榜题名。 其后两届——公元1336、公元1339年因故未曾开考，到了公元1340年又重开科考。 从上面的史料（均引自《元史选举志》）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公元1315年到公元1340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元帝国几乎每隔三年就搞一次全国性的科举考试，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有近六百名士子——包括蒙、汉各色人等获得了金榜题名的殊荣。 除了天顺帝阿速吉八、明宗和世●及宁宗懿璘质班，因在位时间太短（不到一年）以外，其余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惠宗（顺帝）均都在金殿廷试过士子，成为当时的一大盛事。 元代的科举考试工作分得很细，甚至对于名落孙山者，元帝国的高层决策人也尽可能地给予了关怀——有好事者不妨与前朝及后代的不第士子们的落魄作一个比较。 《元史选举志》载，早在仁宗延祐年间，当时的丞相帖木达儿阿散和平章李孟等人就上书给仁宗皇帝，建议朝廷对于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者，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教授，元有出身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出身者，与山长、学正。以后又规定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 上述史料中提及的教授乃是当时的学官名，并不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教授。此官虽然不过是位居提督学事司之下的一个小芝麻官，但却能享受劳保待遇，对于那些皓首穷经的书生们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安慰。 读者诸君所了解的科举考试，往往只是小说或影、视作品中的考试，对于真正的考试所知者甚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常听人说金榜题名时乃是与洞房花烛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一样的人生四大喜之一，可是金榜题名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真的是个什么样子，却难说出个子午卯酉，《元史》上说得却很明白。 《元史选举志》：三月初四日，中书省奏准以初七日御试举人于翰林国史院。定委监视官及诸执事。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撰策问进呈，俟上采取。初七日，执事者望阙设案于堂前，置策题于上，举人入院，搜检讫，蒙古人作一甲，序立，礼生导引至于堂前，望阙两拜，赐策题，又两拜，各就次。色目人作一甲，汉人、南人作一甲，如前仪。每进士一人，差蒙古宿卫士一人监视。日午，赐膳。进士纳卷毕，出院，监试官同读卷官以所封策第其高下，分为三甲进奏，作二榜，用敕黄纸书揭于内前红门之左右。（皇帝接见）前一日（亦即三月初六日——引者），礼部告谕中选进士，以次日诣阙前，所司具香案。侍仪舍人唱名、谢恩、放榜。择日赐恩荣宴于翰林国史院。押宴以中书省官，凡预试官并与宴。预宴官及进士并簪花至所居。择日恭诣殿廷，上表谢恩。 整个有元一代，搞了那么多次科举考试，而且规定了那么详细的考试规则，录取办法，甚至还对名落孙山的年纪偏大者都作了妥帖的安排，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要造它的谣，说它没搞过科举考试呢？ 其原因是较为复杂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作怪。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实行统治的全国性政权，辽、金、五胡十六国虽然也是蛮夷之人当皇帝，但他们所辖国土毕竟只是中国领土之一部，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民族文化矛盾不是很激烈，至少没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元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的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自己心理上是这样认为的！）的现实，与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相比，元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大多汉文化水平较低，所以，一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不才君主弃，忍不住要发一点牢骚。 （2）蒙古立国，若是从太祖铁木真就任成吉思汗的公元1206年算起，到元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三十多年间未曾开科取士，太宗以后到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近八十年间又停科不取，虽然高层决策者中有不少人力主重开科考，但那些莘莘学子们却并不了解这些高层机密，他们看到的只是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这些怪现象，所以才发出八倡、九儒、十丐的牢骚，后世有读书不求甚解而又喜欢惊世骇俗者遂因之推导出元代未举行过科举考试。 （3）有些文学史在叙及元代文学，尤其是元曲的兴旺发达时，往往认为，正是由于元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不行科举考试，才使得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转向文学，尤其是元曲、杂剧等的创作。这种结论下得也有点过于绝对。元代并不是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重视，只是对那些喜欢以诗、词、歌、赋夸示于人而又不懂经世之术的知识分子才真的不重视。崛起于漠北的蒙古英雄们在入主中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质朴少文，这就无形中断了那些诗人、词人们的一条晋身之路。这些失去了晋身机会的诗人、词人们当然要不满当时的统治者。这种不满意被民族主义者加以利用，遂演化成了感QS彩极浓的儒不如倡（娼）的牢骚，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骂。 （4）虽然中国的科举考试早在隋文帝时就已开始实行，但到清朝末年它寿终正寝时，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却并非每个朝代都不断地开科，每个朝代即使开科取士，往往也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元代只开德行、明经二科，考试的范围似乎小了一点，但却绝非前无古人之举，隋代刚实行科举考试时也只有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不能以所开科目的多寡定其优劣。 我们不否认元朝以马上得天下，起自漠北，开国之初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这一事实。但我们也应承认元朝中期以后，有过每隔三年便考选一批士子的历史。 感性色彩要让位给白纸黑字的历史，这是我们走出这个误区之后的一个最深刻的体会。 纵观元代开科取士的历史，我们发现，知识和人才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朝代都不存在着文化沙漠，翰海中总有希望的绿洲。 对于当权者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个命题要辩证地分析。 在笔者看来，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统治者只要他想把天下国家治理好，总要依靠一些读书人的帮助。汉朝一个名叫陆贾的人，他对当时的皇帝说过一句颇为有名的话：天下可于马上得之，但不能于马上治之！这个道理是谁都明白的。 问题的关键是当权者所依靠、所重用的毕竟只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愿让天下英雄尽入我袋中的英主不可能很多，偏偏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有自我感觉良好的毛病，他们最喜欢的三段论式是： 我是知识分子，当权者没有重用我，所以当权者不重视知识分子！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肯尼迪有句名言：不要问国家对你如何，先应问问你自己究竟为国家做了些什么！ 对于喜欢搞三段论式推理，常发不才君主弃牢骚的人，不妨建议他们定下心来想想肯尼迪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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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主八字测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