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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汉朝故事阅读 含羞忍辱着《史记》 公元前99年，司马迁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触怒了汉武帝，遂遭受了当时最屈辱的宫刑。 司马迁受刑之后本想一死了之，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的资料和父亲的遗愿，他决心忍辱负重，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史记》，光耀后世。 几年后，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因为一旦身任此职，即得以掌管机要文书，成为皇帝身边的亲近侍从。然而，司马迁却始终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耻辱感，把中书令一职视为闺阁之臣，不但丝毫不以此为荣，反而以为是莫大的羞辱。因此，自任职以来，除应付必要的公务外，他息交绝游，集中心思和精力写作《史记》，也只有这项事业才是自己生命价值的真谛之所在。 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司马迁收到了任安的来信。这封信使司马迁极为不快。他万没想到这位朋友的精神境界竟然如此低下，和一般凡夫俗子的看法毫无二致。他对司马迁在受刑之后得居中书令之职，不胜欲羡之至，而且要求他以推贤进士为务，对朝廷竭尽忠心。任安写此信的确切日期，已经无从考证，假若是在他因庆太子之祸而身陷牢狱之后写的，那么，他的信中可能还有这样一层意思：要求司马迁向武帝进言，劝其为国惜才，从而赦免自己的死刑。这与司马迁此时的心情和思想是多么格格不入。 第一，司马迁对于自己以刑余之人的身份担任中书令一职本来就是感到耻辱的，以这样的身份给朝廷荐举人才，对被荐举者也同样是一种耻辱。何况受刑之后的司马迁对专制暴君的认识已日益清醒，早已不愿为之竭尽愚忠了。第二，任安是一位能干的官员，他被判处死刑，纵不算是负屈蒙冤，至少也是罚过其罪。但是，司马迁义怎么能够在武帝面前为之开脱呢？李陵之祸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痛吗？这倒不是说司马迁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不敢替朋友辩白，而是通过那次事件，他对武帝刚愎暴戾的性格有了清楚透彻的了解：凡是他决定了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基于上述原因，他对任安的来信久久不曾作答，可能原来就准备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后来任安即将引颈就戮，死于武帝的屠刀之下。司马迁考虑到他的这种遭遇跟自己当初有某种近似之处，能够体谅他此时的心境和思想，于是提笔挥就一封《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都是我们了解司马迁思想发展的极其宝贵的可靠资料。当然，这两篇东西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 《自序》着重叙述自己的家世和生平事迹，对于自己修史的宗旨虽然有所说明，但多有隐晦，对李陵之祸只用了不多的语言交代过去。其小心翼翼，说明其在忧患之中，时时以古哲先贤来激励自己，发愤着书，借以启示后人。历史人物网 《报任安书》则是一篇饱蘸着血泪流出的充满炽烈激情的文字。它详叙了李陵之祸的始末，辩明了其间的是非曲直，申诉了自己所蒙受的冤抑。这是在辩白，在控诉，在宣泄，在抒发长久郁积胸中的愤隙不平之情。 其文笔酣墨畅，滔滔若江河之水，一泻千里，淋漓尽致，是了解司马迁在遭受李陵之祸前后思想感情重大变化的最重要的材料。 顺便说一句，此信当时未必真正送给了任安，可能一直保存在家里，直到宣帝时才由其外孙杨恽连同《太史公书》（即《史记》）一起传布出去，后来被班固收入《汉书司马迁传》中。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生平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他的思想发展变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史记》的写作虽然开始于李陵之祸发生之前，而全书的完成则是在此事之后。而且，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推断，即使原先已经写成的篇章，也在李陵之祸以后重新修改或加工润色了。因此，可以说李陵之祸对于《史记》一书的整个思想倾向都产个了极大的影响，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同样的遭遇，同样的祸患，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影响。对于一个平庸的人，悲惨的命运会摧毁他的精神，使之意志消沉，自甘沦落；对于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受刑之后，而又受到重用，他会感恩戴德，变成一个更加卑躬屈膝、温驯忠心的奴才。司马迁在精神上、性格上、思想上都是一个傲岸不屈、不可摧毁的巨人。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不可能在行动上反抗那强大而残暴的统治力量。统治者可以损伤他的肉体，但却无法征服他的思想，战胜他的精神。而且，经过此次事件，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深刻了。他重新审视了自己过去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对统治者的态度，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李陵之祸是司马迁思想转变的契机。 警世箴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一语识人 《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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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主八字测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