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州 镇远名人录 [公元1908年-1949年] 乔光鉴,字孟渊、剑英、笔名梦梅。1908年10月24日出生于镇远县大菜园。1920年就读于遵义中学,后考入贵阳中学,1926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北平地区-,1932年任北京大学附设平民夜校校务主任。1934年被捕入狱,1937年被聘为湄潭中学校长,后被解职。多次辗转于铜仁、黔东南地方任教,从事地下党工作,1948年出任国民党关岭县县长,1949年被捕,1949年11月14日被害,年仅41岁。 乔光鉴生于1908年10月24日。其父乔远亨,早年留学日本,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是贵州有名的进步学者。乔光鉴生长在这样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里,他父亲的民主革命思想,对他参加革命起着重大的影响。 乔光鉴的少年时代是在镇远小学和高等小学堂度过的。1920年,他随父到遵义,就读遵义中学,而后考入贵阳中学高中部。 1926年夏末,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北京大学的优良学风和革命传统,为他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乔光鉴来到北大,亲眼看到了北洋军阀反动政府对爱国-的残暴镇压,特别是1927年4月,李大钊、范鸿劫、张挹兰等20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惨遭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杀害,使乔光鉴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实践斗争也使他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深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1年前后,乔光鉴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怒了全国各族人民,同时也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出兵抗日,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乔光鉴与北大党员和爱国师生―起,发动组织了“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南下-团”,发表了《告民众书》和《南下-宣言》。乔光鉴随团到南京国民党政府-,遭到敌人逮捕,他和同学关押在孝陵卫警卫团。 在狱中,乔光鉴和同学们歌声不断,坚持斗争。为了拒绝反动政府要他们把“-团”改为“-团”的无理要求, 反动政府的血腥暴行,乔光鉴和同学们决定开展集体-斗争。在北大南下-团的影响和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12月7日,北平2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又组织了数千人南下-,把抗日-推向了新0。 1932年1月,乔光鉴毕业后在北京大学附设平民夜校任校务主任,兼任北平私立大同、文治、精业等校教员,他还担任《北平华报》副刊,随后打人国民党陆军八十五师任特党部干事。1934年春,中共北平市委0了叛徒,乔光鉴和许多同志遭到逮捕,被押往南京,然后转押到武昌模范监狱。 乔光鉴被捕后,党组织和他的亲属四处活动,设法营救。1935年春,乔光鉴获释出狱,回到北平。华北事变后,北平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乔光鉴积极投人了这一运动。根据党的决定,为了把青年学生的-和工农群众斗争结合起来,1936年2月,在北师大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乔光鉴参加“民先”总部工作。不久,乔光鉴随“民先”总部搬迁武汉。乔光鉴在武汉培文女子中学任教,他以教书为掩护,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和《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他深入工厂,走向社会,宣传募捐,日夜奔忙,为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竭尽全力。他的这些活动被岳父知道后,老人郑重其事地问他:“光鉴,你是共产党吧?”他笑着回答:“你看我像不像?”老人有些不快,沉着脸说:“教书就教书,不要去搞那些事,搞不好要被杀头的。”他坚定地回答说:“我所做的,不是大家也都在做吗?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难道爱国还有罪?只要有血性的中国人,就不能容忍鬼子们来瓜分中国。”他说服了老人,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抗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式汉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乔光鉴奉命返回贵州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9月,乔光鉴来到贵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通过北大校友、贵州省教育厅长张志韩的关系,出任湄潭中学校长。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后,他找到省工委交通员高言志同志,及时与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同志接上党的组织关系。从此,由省工委直接领导他的工作。 乔光鉴到湄中,第一步就是选聘合格的教师,通过省工委做工作,介绍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教师到湄中任教。第二步就是解除不称职的教职员,为下一步的 扫清障碍。他聘请王启凤、王启澍、顾光中、顾诗灵、严林心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担任教师。乔光鉴依靠他们去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7年寒假,他们发动学生,组织寒假宣传团,以学生住地划分小组,每逢场期,就到圩场上去进行宣传。学校按期寄发宣传资料,使抗日宣传推向全县。 在抗日宣传活动中,师生中涌现了一批骨干。1938年春,乔光鉴认为湄中成立“民先”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召集教师顾诗灵、严林心、张人均和学生周成极、廖清廉、黄培纪、冯开显、刘其华、王素娟等lO余人开会,正式成立了湄中“民先队”,很快发展到40余人。他任命周成极为大队长。此间,还成立了“中国新文学研究会湄潭分会”,并以“民先”队员为骨干。在学校建立了许多党领导下的 组织,广泛开展活动。如“读书会”负责指导学生阅读《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群众》、《解放》等革命进步书刊。组织学生学习《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和鲁迅著作;举办时事、学术报告会、座谈会;出壁报、画报、黑板报;每逢场期上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个游击队员》等文艺节目;进行军事训练,学习军事技术,为将来开展游击战作好准备;组织群众为前方抗日将士募捐寒衣、药物、写慰问信;在乔光鉴的指导下,湄中成立了“抗日学生救国团”,以周成极、王素娟为正副团长。学生救国团积极深人农村、城镇去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把湄潭县的抗日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1938年暑假,乔光鉴与顾诗灵组织40多名“民先”骨干参加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后定名为“飞鹰步行团”。他们从湄潭出发,每天以60华里的速度,徒步经遵义到贵阳,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团员们不顾旅途疲劳,坚持为群众演出。 在贵阳期间,乔光鉴带领“飞鹰步行团”与贵阳“民先”、沙驼业余话剧社、筑光音乐会等群众团体联欢,开座谈会,交流开展救亡宣传活动的经验,互相鼓励。“飞鹰步行团”还到大十字、小十字、铜像台、省府路等闹市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湄中的这些抗日宣传活动,大大活跃了贵州的抗日气氛,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支持与同情。然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安。一些顽固派联名上告乔光鉴“0青年”,不该向青年学生介绍阅读-《列宁主义》和禁刊《十月》等书刊;乔光鉴组织的“步行团”等抗日宣传活动犯有“不可饶恕”的“越轨”行为。国民党贵州省政府立即罢免了乔光鉴的湄中校长职务。 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破孩,并没有使乔光鉴胆怯,反而更激起了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仇恨,更激起了他的抗日救国的热情。他想去革命圣地延安,但因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严密-,未能成行,只好前往广西桂林。在这里,他遇见了北京大学校友千家驹,经千家驹介绍,乔光鉴到广西政治干部学校任教导员。1938年11月,乔光鉴携眷回到家乡镇远,在大菜园乔家祠堂闲居。不久,铜仁国立三中校长周邦道得知乔光鉴办学有方,便请他出任教员。此间他认识了公民课教员邵达,他们志同道合。便一起积极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组织了“读书会”,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料,又被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下令解聘。 1939年春,乔光鉴应贵州省立镇远师范学校校长冯吉扬之聘,担任该校国文教员。他不改初衷,继续团结进步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多次与冯吉扬校长亲自登台演剧,组织学生演出抗日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演唱抗日歌曲。不久,邵达调来镇师任训育主任,乔光鉴与邵达并肩战斗,与镇远师范的中共地下党支部的同志暗中配合。 国民党镇远当局为了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出特务分子四处监视镇远进步师生。地下党的秘密集中点(周公馆)和镇远师范学生宿舍曾遭特务多次搜查,部分“读书会”和“民先”队员也被特务多次传讯和审问。 中共镇远地下党支部书记田伯萍同志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向中共贵州省工委秦天真同志作汇报。省工委指示镇远的党员和青年骨干逐步转移和隐蔽疏散。同时派联络员高言志同志专程赴镇远大菜园与乔光鉴会面,指示乔转移。不久,镇远地下组织遭破坏,党的负责人被逮捕,许多青年遭传讯被押,一部分党员和进步骨干纷纷撤离镇远。此时,镇师校长冯吉扬被省教育厅以“与共党联系”的罪名,撤去校长职务,乔光鉴也被解聘。 1940年初,乔光鉴再次到铜仁国立三中任教,化名盂渊。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乔光鉴没有直接进入学生的宣传活动,而是积极去团结那些上层人士,特别作好周邦道校长的工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同志和自己,才能给爱国-提供活动的机会。不料,校长周邦道也被撤职。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又闻乔光鉴在铜仁三中,即派镇远专署视察杨西横赴铜仁调查乔光鉴的活动情况。8月24日,省教育厅密电:“密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四渝(三)字7397号,……电国立铜仁第三中学注意中共分子乔光鉴行动……并饬省立镇远师范学校将训育主任邵达免职……严密注意邵达活动行止……”随后,乔光鉴从上层人士中得知军统骨干刘伯龙要率部视察铜仁,扬言发现了铜仁三中的共党组织名单。12月上旬,刘伯龙抵达铜仁,并派出特务四处监视、跟踪追捕“共党嫌疑”,先后逮捕和杀害了一些进步师生。乔光鉴在大逮捕前悄然离开铜仁,到了长沙,随后又返回镇远,应杨西横之聘,担任青溪中学教导主任。 当时,青溪中学刚创办不久,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又没有校长。他上任后,首先狠抓学生的学习,与学生建立友谊,常常进行家访,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然后,他挑选了一部分成绩好、爱好广泛的学生组成宣传队,到青浪、羊坪、竹坪等乡镇开展宣传抗日救国、抗战募捐活动。不久又被电令解聘。以后在安龙县府任秘书、兴仁县中学任校长,均被贵州省国民党党部电令解聘。 乔光鉴被解聘后,利用他父亲乔运亨是贵州省参议员、知名人士的身份和关系,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通上层,国民党镇远行政督察专员徐实圃出面,聘乔光鉴任镇远专署科长、视察。随后。贵州省民政厅长谭克敏保荐他任民政厅秘书、科长。1948年6月,乔光鉴与谭克敏一起营救了地下党员张清瑶出狱。 1948年8月,乔光鉴出任国民党关岭县县长。乔光鉴利用县长职务之便,支持和掩护党的地下活动。为便于由中原突围出来后被敌人“管训”的邱崇杰进一步开展活动,乔有意放松对他的“管训”。起用参加过昆明“一二・一”-的甘泉(又名甘雨霖),进步青年王由植和参加反蒋活动的进步青年王良佐、黄福英等人分别任教育科长、乡长、边防大队长等职,使他们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反蒋活动。 我地下工作人员甘泉当了沙营乡长后,乔光鉴还批给他们两箱手 和11支步枪。甘泉以乡长职务为掩护,在沙营组织了一支武装。这支武装于1949年3月参加了“郎岱-”,成为游击队的重要力量之一。 1949年3月,贵州地下党领导的“郎岱-”失败后,国民党贵州省政府通缉这次-的领导人,命令郎岱、关岭两县政府将参与-人员缉拿归案。郎岱县长钱文蔚积极执行省政府指令,并电函关岭县政府大力协助。乔光鉴接省政府指令后,以追捕为名,带着县保警队到沙营乡政府后,只身去甘泉等人家中,通知他们赶紧躲避。接着又到永宁镇,找到被国民党通缉为“攻打郎岱县城的土匪头子”的聂吉甫(聂未参加郎岱-,但当时在关岭组织反蒋武装),将省政府的通缉令告知聂,叫他躲避一下。然后,乔光鉴回电省主席谷正伦:“通缉人员在逃,正在追捕中。”使关岭的反蒋武装免遭一场大难。 王由植当了教育科长后,与聂吉甫等积极组织反蒋武装。一次特务找乔光鉴了解王由植的情况,乔花了50块大洋买通了特务,掩护了王由植。聂吉甫、王由植等组织起来的反蒋武装后来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三支队盘北游击队第六、七、八支队。”聂吉甫、王由植、杨天擎分别为六、七、八支队支队长,岳崇杰是三个支队的组建人之一。 1949年2月,国民党为了收买人心,提出了“清田均赋”、“二五减租”,乔光鉴识破了这是国民党哄骗人民的一贯伎俩,为了打击地主豪绅、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他采取了假戏真做的办法。召集全县的区、乡长开会,要他们非执行不可,否则将予严惩。然后,他亲率一批政府属员下去督促检查,逐乡逐保清查田产,核实田赋,对大粮户课以重税。有些历来不纳地租田税的大粮户,也不得不交纳赋税。通过“二五减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乔光鉴的作法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乔光鉴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艰苦一生,为了配合贵州的解放,积极从事准备工作。可是他的活动被军统特务韩文祥、韩书陈密报。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以“来省述职”为由,诱骗乔光鉴赴贵阳。乔光鉴赶到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后,谷正伦以“身为县长,组织-,响应共党”的罪名,将其撤职逮捕,关进了贵阳保安司令部监狱,而后押人秘密监狱――文昌阁。 在狱中,乔光鉴与同志们一起,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同敌人作顽强的斗争,决不向敌人低头。一天,敌人提审乔光鉴,乔光鉴不畏-,拒绝承认革命活动情况,并据理驳斥特务头子何锦书,何恼羞成怒,急叫李卓然到审讯室与乔光鉴对质。乔光鉴这才知道是被判徒李卓然出卖。回到狱中,乔光鉴立即将李卓然叛变一事告诉了他的学生广仲伦,广立即将此事通知了其他难友。 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1949年10月的一天,难友们获知新中国诞生了,个个高兴得热泪盈眶。“放风”时,大家又唱又跳,乐不可支。回到牢房,大家又隔着墙壁互相拉歌,表演节目。乔光鉴为庆祝胜利,高兴地唱了一曲“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此后,敌人缩短了“放风”时间,加派了双岗,看守更严厉了。种种迹象表明,最严峻的时刻即将到来。乔光鉴对同志们说:“只要全中国获得解放,牺牲自己是值得的。”并要求同志们做好思想准备。 1949年11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贵阳之际,敌人一面准备向黔西南逃跑,一面象疯狗一样,临近死亡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开始向革命者下毒手了。11月11日,被关押在文昌阁的难友被强行押上囚车,随敌军撤退。乔光鉴戴着脚镣 ,也被押上了囚车。敌人从贵阳逃到晴隆,又逃往西部重镇盘县。11月14日,当解放军即将进驻贵阳时,谷正伦下令解决“政治要犯”。这天清晨,乔光鉴在七八个保警兵的押解下,走出南极观古庙,他意识到刽子手即将下毒手,他稍整衣冠,正当取下手表请难友转交给他妻子的时候,保警兵用 将他一阵毒打。接着,年仅41岁的中共优秀党员乔光鉴牺牲在国民党谷正伦的屠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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