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 武夷山市名人录 宋[公元1074年-1138年] 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福建崇安人。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丁丑科赵昌言榜进士第三人。 胡安国入太学后,以理学家程颐之友朱长文及颖川靳裁之为师。靳裁之与他讨论经史大义,非常器重他。胡安国参加科举考试,主管廷试的考官定他为第一,宰相以他的试卷里没有诋毁元?政治的言语,降低了他的名次。哲宗又提拔为第三名。任命他为太学博士。胡安国不事权贵。政和元年(1111),胡安国任职成都府。政和二年,遭母亲丧事,迁居到江东。恰巧父亲又去世,他便对弟子说:“我过去做官是为二老双亲,如今即使有万贯俸禄我又给谁呢?”从此就称病退出仕途,在父母墓旁建造房屋,耕田种地以自给,准备终老于此。 宣和末年,别人荐举胡安国担任屯田郎,他推辞了。钦宗继位(1126),任命他为太常少卿,他又推辞了;再任命他做起居郎,他还是推辞。钦宗颁旨催促他,他到了京师,以有病为由请假。钦宗召见他,他启奏说:“贤明的君主以倡导学术为最急之事,圣人之学以端正心术为要害,心是万事之宗,正心是判断事情掌理万物的前提,希望皇帝能提拔那些精通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的人,虚心向他们咨询,尽量发掘他们过人的智能。”又说:“国家一定要有稳定不变的政策,谋议既然定下来了,君臣就一定遵守,这样,设想的事就可以做成,治理天下的功业也可以确立。如今皇帝登基临朝已经半年了,而朝廷法纪制度还处于混乱状态,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施政方针老出现违背常理的内容;大臣相互排挤,结党营私的苗头已经出现;各种职位和事物都有人在暗中追求,各种谗言蜂起;用人失当;颁布一项政令竟数度变更,导致臣民无法信任朝廷。若不扫除这些旧习,乘势改弦易辙,恐怕大厦一旦倾斜,不可能再扶正。请皇上征求大臣的意见,让他们各陈己见。若是大臣的策略有不足,则参用台谏之臣的意见;若台谏之臣辩驳不当,则专用大臣谋划的方法。要在朝中由众臣提出自己的看法,由皇帝做最后决断,以此做为治国之策,依次施行。敢有动摇基本国策的,必受惩罚,决无赦免。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实践,新政能够推广,中兴大业必能成功。” 每有臣僚登殿,钦宗总要问是否认识胡安国。中丞许翰说:“自从蔡京当政,士大夫没有不受其笼络的,像胡安国那样超然远离,不为蔡京所拉拢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钦宗叹息,任命胡安国为中书舍人。 胡安国说:“举国上下之势,处于平衡状态就是安定,偏重某一方就会发生危险。现在州郡的权力太少,理应有所改变。一旦匆忙把全国二十三路的广阔地域划分为四道,处理政务可以专断,财富可以专用,官吏可以自行任命,兵士可以自行赏罚,权力又太重了。万一有与中央政府抗衡之事发生,将如何解决?希望根据现在的二十三路,选择国家倚重而又有崇高声望的大臣,给予他总管的权力,专门负责军旅之事。要是有紧急情况,即各自率领所属守将响应支持,这样既有拥兵拱卫朝廷之势,又无尾大不掉之虞,可以一举两得了。” 胡安国在朝中一个月,除了几天休息,一旦入朝必定有所评论。有人说:“一些小事,姑且放过去吧。”胡安国说:“那些大事没有不是从细微之处开始的,今天认为是小事而不去说它,遇上大事又不敢讲话,就没有机会可以发言了。” 胡安国后受到排挤,被任命为右文殿修撰、通州知州。他离开朝廷才十几天,金兵迫近都城。他儿子胡寅在城里做郎官,门客为他担忧,胡安国说:“圣上在重围中,号令没有人听,臣子只恨效忠无路,那里有心思挂念儿子呢?" 绍兴元年(1131),胡安国担任中书舍人兼侍讲,皇上派遣使者催他入朝。胡安国献给高宗《时政论》,其内容包括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尚志、正心、养气等。其《定计》篇大意说:“陛下登基已经六年了,要是建都,则未必有一定能坚守的地点;要是征讨贼寇,则未必有不再变动的策略;要是建立政事,则未必有一定能执行不再反复的政令;要是任用官吏,则未必有一定能信任不疑的臣子。舍弃今天这个机会不再图强,后悔就来不及了。”其《建都》篇大意说:“宜定都建康(南京)以邻近关中、河内,作为复兴的基业。”其《设险》篇大意说:“要想巩固长江上游,必须保有汉水、沔水;要想巩固长江下游,必须守住淮水、泗水;要想巩固长江中游,必须以重兵镇守安陆。”其《尚志》篇大意说:“应当立下一定能恢复中原、去恭敬地祭祀先帝陵寝的志向;应当立下一定能扫除敌寇,奉迎二帝回国的志向。”其《正心》篇大意说:“当务之急是军务,希望能选拔正直的臣子,具备见多识广、为国分忧、敢于直言的品质,安排在皇帝左右,从早到晚与皇帝讨论国事,以求协助皇帝决策。”其《养气》篇大意说:“用兵之胜负,军队之强弱,将帅之勇怯,都与人君所养之气有直接关系。但愿君主多注意为善,注意更新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准,使他颁布的政令能够在中国执行,让百姓信服而又能让夷狄知道,使刚正之气充满天地之间,这样君王就可以使天下安定了。” 过了几天,胡安国因为有病,请求辞官,高宗说:“听说你对《春秋》研究得很透彻,朕正要请你讲解《春秋》。”于是把《左氏春秋传》交给胡安国,让他做断句注音的工作。胡安国上奏说:“《春秋》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参考典籍,可以从中了解一些前贤的做事方法,并非那些全是空话的书能比拟的。《左传》过于繁杂琐碎,不宜在这部书里白白地耗费光阴,沉溺在它的文采之中,还不如去潜心研究圣贤经典。”高宗觉得胡安国的意见非常好。让他兼任侍读,专门负责讲解《春秋》。 正值任命前任宰相朱胜非都督江、淮、荆、浙诸省军事,胡安国上奏说:“朱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一个政府班底里,遇事闭口不言,做事附和黄潜善、汪伯彦,导致了丧失中原,政权-,南渡长江。他贪图权位,屈从附和以取悦叛军,导致国君蒙受耻辱。如今强敌逼境,可见用人的得失关系国家的安危,我非常担忧朱胜非会耽误了国家的迎敌大计。”高宗没有同意他的请求。胡安国则说:“有官职的人,做官不称职,就应该离去。今天我作为臣子不胜其职,所以辞官。况且朱胜非是我抨击的人,如今朝廷却说他处理苗傅、刘正彦之变能理顺各种关系。建炎年间那些丧失臣子节操的人,今天都赦免不再过问,许多人又加以提拔重用,这绝对不是对国家有利的事。作为臣子我与朱胜非同列朝班,有违先贤经籍中的遗训。”于是居家不再外出为官。 绍兴五年(1135),因胡安国修纂的《春秋传》成书,朝廷任命他为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胡安国还未就职,谏官陈公辅上疏攻击那些自称是继承了程颐之学的人。胡安国上奏说:“孔孟之大道失去传承已经很久了,自程颐兄弟才重新开始阐述它,然后知道可以通过学习孔孟之道达到超凡入圣的境地。今天要学者师从孔孟,却又禁止从程颐的路子去学,是要进屋子却又让不从门进。本朝自嘉?年间以来西都洛阳有邵雍、程颢与其弟程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学闻名于世,公卿士大夫钦佩他们并尊之为师。因为王安石、蔡京等人的曲解、排斥和压制,他们的道术没有流行。希望朝廷能让礼部-讨论他们的业绩,给他们封爵,记载在祭祀的典礼记录里,就像祭祀苟子、杨雄、韩愈一样,还要下诏馆阁搜集他们的论著,经过校正后颁行天下,使倡导邪说的人不能兴风作浪。”胡安国的奏疏上达朝廷,陈公辅等人则抨击胡安国的观点荒唐。改任胡安国永州知州,胡安国推辞未就任,后又改提举太平观,升宝文阁直学士,去世。谥号文定。 胡安国以圣人为榜样,早就立下安民济世的宏愿。目睹中原沦陷,生灵涂炭,常常感觉到切肤之痛。他虽然多次以罪错罢官,但他爱君忧国之心却更加强烈,从登第到辞世,他为官四十年,其实在朝不足六载。 谢良佐曾经对人说:“胡康侯就像严冬大雪时,百草枯死而松柏挺然独秀。” 胡安国少年时幻想靠文章成名,后学儒家大道,对文章之学不再经心。胡安国见到善事一定要去做,而且必须要做成功。他接受别人的东西,哪怕小如一个草芥,一定要合于情理。他为人恬静简单,寡于言行,公余闲暇之时,独自一人,也是手不释卷。每天早晚弟子向他问安,他必定要问他们正在干什么,有合乎他心意的他就会说:“士子应当立下要成为圣人的志向,不能居高临下就以为是在顶峰了。”看见懈怠疏慢而不愿意用心学习的,他必然皱着眉头说:“时光可惜,千万不要走上小人的归宿。”子弟要是到外面去赴宴,虽然已经夜深,他也不会去睡觉,必定等到他们回来,检查他们是否喝醉酒,并且问与他们在一起喝酒的是什么人,都议论了些什么事。胡安国在《与子书》中说:“应该把立志探索人间至道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树立的人生准则应该以忠实守信不欺为主干,自我形象应是端庄雅洁谨慎,以见操行,遇事必须机敏果断能立即分清是非。又必须明了法律条文,考求立法之本意,这样才可以在政界做事,而且不比别人差,你要努力呀!修养自身的思想品德,陶冶身心,涵养德性,其实是以在饮食、男女之事上最要紧,古往今来的那些圣贤都在这个地方暗自下工夫,岂能忽略了它?” 胡安国曾经说:“人应该是对所有世情都看淡了才好,不要有富贵相。孟子所谓:‘殿堂有两、三丈高,莱肴满桌,姬妾数百,我如果得志绝不这样干。’学者必须经常自我奋勉,就不会堕落。我最喜欢诸葛孔明,生逢汉末乱世,隐居南阳亲身从事农业生产,不求为世所知,后来虽应刘先主礼聘,分割山河,三分天下,身居将相,手握重兵,有什么东西不能得到?有什么欲望不能满足?他却对后主说:‘成都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子孙的衣食应该是绰绰有余了。臣子征战在外,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又没有在别处购置产业以增加家里的收入。一旦有身死之日,必不会使谷仓里有多余的粮食,家里有过多的钱财,以至辜负了陛下。’等到诸葛亮去世,一切果真都像他说的。这样的人,才真称得上是大丈夫!” 对待求学的士子,胡安国因其资质而加以引导,大都把确立志向放在首位,他常常背诵曾子的话:“君子爱人以德行,小人爱人以姑息。”所以对待子弟与学者都是一副严肃真挚的面孔,也未曾降低自己的志向,藏起自己要说的话,假意附和别人的言语,以换取别人高兴。 评论古人,则以诸葛武侯为第一,宋朝的人物,则以韩琦为首。他思慕他们的人格向往他们的做派,言必称之。 胡安国性格本来刚烈急燥,等到他年老时却变得中和淡泊,表情温文大方,年事已高,且多疾病,但对于礼仪仍是一丝不苟,和平常一样。家庭几世都很贫穷,身逢战乱,转徙流离,遂至一无所有。但是“贫乏”这个词,在他与亲戚朋友之间,不只是口中从来不会讲,也是手从来不写的,他从不向别人求告。他告诫子弟说:“向人诉说贫穷的人,他的意志到哪里去了?你们必须记住。” 著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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