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生

龙岩市 上杭名人录

[公元1904年－1984年]

刘永生(1904～1984年)，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生于上杭稔田镇严坑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5岁丧父，7岁行乞，10岁到富农家中当小长工，15岁当挑夫，从小尝尽人间苦楚。

民国16年(1927年)秋，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张鼎丞到严坑开展革命活动，见其出身贫苦，便向其宣传革命道理，启发阶段觉悟，不久吸收他参加农会和“铁血团”。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底，张鼎丞领导永定农民-，7月1日，几千农民武装攻打永定县城。永生参加攻城先锋队，肩背鸟铳，腰插柴刀，扛起云梯，冒着弹雨，迅速冲到西门城墙根，架起云梯爬进城，将农民武装队伍迎进城里，砸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同志。当月4日，由-农民武装组建的闽西第一个工农红军营在金砂金谷寺成立，永生被营长张鼎丞选为军事交通员。18年5月25日，张鼎丞带领地方红军配合红四军解放永定县城，成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永生被任命为县赤卫大队长。

人物生平

刘永生，1904年5月诞生于上杭稔田连四严坑村。 关于刘永生的出生日期，一说是1904年6月30日。

1927年，刘永生参加农民运动，192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参加永定金砂暴动农军攻打永定县城的战斗。

1929年5月，任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长，7月调任稳田区军事干部兼军交通站站长，不久又调任县军事部长兼县赤卫大队大队长。

1930年8月，任中共永定县县委委员，仍兼任前两职。1931年4月受永定县委委派担任稳田区代理书记兼区苏维埃主席。

1932年11月，任福建省军区太拔军分区永定独立团团长。

1933年2月，整编后任福建省军区独立第八师第八团（即红八团）团长。

1934年4月。调任福建省军区警备营营长。8月参加连城温坊战斗中身负重伤。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杭（上杭）永（永定）边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1月，任永东游击司令部司令员。

1938年整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后方留守处警卫部队，驻守闽西一带。不久，奉命率队开赴苏皖前线，东南分局又令其回闽西开展工作。

1943年10月，成立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队时任总队长。

1944年10月，成立闽西人民武装部队“王涛支队”任支队长。

1947年5月，任粤东支队支队长，6月建立边区人民解放军总队时，任总队长。

1949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副司令员，第十兵团改编为福州部队后任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司令员。

从50年代后期起，历任福建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并被选为历届中共福建省委委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4年1月7日，刘永生因病逝世，享年80岁。

人物事迹

刘永生与“赤寨会议”

1935年3月下旬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永东游击队司令员刘永生就从永定县金砂乡赖石下赶到了仙师乡的大阜村。一到村口，他发现路边设了一个排哨。他上前与那些衣衫破烂的红军战士接上关系，才了解他们的来历。

原来，中央苏区沦陷后，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由一个警卫排护送，于1935年2月上旬离开中共中央苏区分局驻地赣南井塘村，突围到长汀四都，而后由福建省委保卫队护送，向永定转移。2月24日，他们在长汀水口附近被国民党军包围，何叔衡在突围中壮烈牺牲，瞿秋白被捕，邓子恢与少数战士突围重返四都，与准备向永定转移的陈潭秋、谭震林及他们率领的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二营会合。邓子恢他们经过20多天艰难跋涉，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于3月下旬抵达永定县仙师乡大阜村与张鼎丞汇合。

大阜村距县城约20公里，四周群山环抱。当时，中共永定县委和溪南区游击队、卓霖游击大队也都驻在这里。陈潭秋、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汇合后，准备在这里召开闽西南地区党政军负责人联席会议，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

不料，就在陈潭秋他们到达大阜这天，被下溪南民团的一个团丁发觉，这个团丁立即返回峰市向团部报告。于是，国民党军驻峰市的一个连在当地民团的配合下连夜出发，到达仙师的斜坊后，分兵从秀富、巴塘尾、荷树凹3路向大阜进逼，形成夹击的态势，妄图把这支红军队伍一网打尽。

且说刘永生与哨兵接上关系后，发现他们一个个相距太远，而且没有在高山上放哨，便建议他们：“同志，你们这样放哨不行，这个村子两面高山，中间一条坑，要是敌人一来，我们四面受包围，你要退也没有地方可以退，太危险了，应该把岗哨放到山上去！”

“不怕，没关系，你放心好了。”哨兵不听劝告，自以为是。

既然劝告无效，刘永生便继续往前走。进了村，他看见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二营的指战员都驻在西面山脚下，因为过度疲劳，仍在熟睡之中。

刘永生接到通知赶来，本来是参加会议的，不料却遇上了一场恶战。

他和警卫员找了个地方刚刚坐下，忽然听到枪声大作。他飞步跑到屋外观察——发现约有一个营的敌人分3路向这里进攻，其中一路从猪子岌正向村里包抄过来。更为严重的是，敌便衣队五六十人化装成挑担的老百姓，丢下扁担，拿起驳壳枪，已经冲进村里来，打死打伤了一些红军游击队战士，还夺去了几挺轻机枪……

红二十四军那个营的指战员被枪声惊醒过来，但已无法应付眼前突发的情况。营长不但不指挥反击，反而带枪退却，当了逃兵。该营机枪连有3挺重机枪，本来可以立即投入战斗，因失去指挥，机枪手惊慌失措往后山跑，置还在山脚下指挥警卫班战斗的领导同志于不顾。

部队陷于一片混乱。

陈潭秋、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人的处境十分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刘永生沉着镇定，挺身而出。他对机枪连大声喊道：“同志们，你们不能跑！领导同志还在下面，赶快架起机枪，一定要顶住！”

他们看见喊话的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不予理睬，又继续往山上跑。刘永生飞步追上前去，快到半山腰时横着身子，张开双臂，挡住了他们。他手握驳壳枪，声若洪钟：

“谁再退，我就枪毙谁。在战场上没有客气，我可以指挥你们！”他们停住脚，才没继续往后跑。

“给我一挺机枪！”刘永生命令机枪连连长。

“你是哪个部队的？”

“我是永东游击队司令员刘永生！现在情况紧急，你们听我指挥！”刘永生一边回答，一边夺过重机枪，迅速把机枪架起来，向敌人猛烈扫射。

“哒哒哒……”

有几个敌人应声倒下，猖狂的气焰被压了下去。机枪连指战员见此情景，赶快架起另两挺重机枪，一起投入战斗。

这时，村里的部队才缓过气来。在赶来增援的赖德华、郑添和、邱其银率领的文顺游击队的配合下，乘机向敌人发起反冲击，一鼓作气，把敌人赶出了大阜村。

这次战斗，击溃国民党第十师五十二团二营四连和陈荣光民团、郑良坤民团300多人的进攻，毙敌50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红军游击队牺牲了30余人，陈潭秋等70余人负伤。

枪声停了，大阜村显得格外沉寂。然而，此非久留之地，说不定敌人援兵一到，又将杀回马枪。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商议决定，把队伍拉到比较安全的杭、永边去。

队伍集合后，张鼎丞感慨地对全体指战员说：“这次如果不是刘永生同志挺身而出，沉着应战，我们可能当俘虏罗！”

张鼎丞走到机枪连连长前面说：“你们要跟着刘司令，他智勇双全，多谋善断，而且人熟地熟，群众关系好，跟着他肯定能打胜仗。” [2]

“游击大王”“游击司令”

1951年，在华东军区党代会上，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把刘永生叫到主席台前，大声地向全场代表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刘永生，闽粤赣边有名的游击大王、游击司令！”顿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

刘永生被称作“游击大王”“游击司令”，并非陈毅的发明。但陈毅的这一番介绍，可以说是对刘永生长期坚持在敌后开展和指挥游击战争，创造辉煌业绩的褒扬和赞许。

的确，刘永生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共20多个年头，先后担任福建军区独八师第八团团长、永东游击队司令员、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五和第七支队支队长、闽西经济工作队总队长、王涛支队支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总（纵）队总队长和司令员等职，战斗生涯一直都是在闽粤赣边游击战争中度过的。这是他坚决服从组织需要，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结果。历史上，他也曾有过几次可以离开这个环境的机会。如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开赴苏皖前线时，他只要稍加争取，也是极有可能进入二支队作战部队北上抗日的。但为了工作需要，他毅然放弃了。因为当时二支队在闽西还有一个后方留守处，需要一支警备部队配合工作，二支队司令部决定由智勇兼备的刘永生任连长的六连留下，担负这一任务。然而时隔不久，国民党当局居心叵测要求，闽西共产党不能留武装，要全部开赴前线。组织上为顾全合作抗日大局，只得决定六连也开赴苏皖前线，投入抗日作战。刘永生以为这一次总算盼到进入新四军正规部队上前线杀敌的机会了。但当他和陈茂辉、熊兆仁等历尽艰难曲折，把六连带到浙江江山时，他又接到新四军军部命令，要他折返新四军南昌办事处接受新的任务——继续回闽西南坚持斗争。起初，他也确实不大情愿又单枪匹马回闽西南去。但当南昌办事处负责人曾山做了他一番工作后，他想通了，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组织决定，千里迢迢回到闽西，继续当“游击大王”。

“常胜将军”“中国的夏伯阳”

刘永生在几十年的游击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几乎百战百胜，因此，人们又称他为“常胜将军”“中国的夏伯阳”。根据有人统计的数字，刘永生生平所指挥的战役战斗，多达千余次，且绝大多数都是胜利的，还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劣胜优、以小胜大的出奇制胜的战例。如“白砂攻坚战”“五乡破袭战”“黄汪桥伏击战”“山狗坳打‘狗’”“智取天后宫”“田螺形大捷”“巧袭高陂”“闪击大麻”“歼敌三乡”和“力克蕉城”等。

刘永生之所以能常胜，主要是他能自觉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执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作战原则，他不仅自己始终坚持贯彻，而且还经常对部队进行灌输教育。同时,在实践中,他又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地发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如如何做到“识敌而战”，对不同敌人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如何果断处置战机，根据实际情况既能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一路，以多胜少，又能组织突击队，集中火力猛冲猛打，以火力和气势压倒敌人或攻其不备聚而歼之，实现以少胜多，他都颇有心得、游刃有余。特别是对一些无准备之仗，刘永生也常常能以他的大智大勇，成为赢家。他认为，“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相逢智者胜”，当我军与敌军发生遭遇战，或我军遭敌袭击或伏击时，我军绝不能示弱，也不能因慌乱而自败。相反，我军应该坚决果断、勇敢地冲上去贴近敌军，首先从气势上压住他们，用猛烈的火力镇住他们，从而动摇敌方之军心，这样，战场的形势就会出现有利于我军的转机。刘永生的这一过人胆识确实在他几十年军事生涯中创造了许多奇迹，如“大阜退敌”“凉伞岽遭遇战”“采坑凹突围”等,都是他这方面的“杰作”。

心系老区建设

1952年11月，刘永生带领3个工作组回到闽西。老区人民听说张鼎丞主席派刘司令带工作队回来了，高兴得奔走相告。刘永生一行所到之处，乡亲们无不放下手中的农活，敲锣打鼓，放鞭炮迎接。刘永生向大家宣传:“我这次代表省人民政府、张主席到老根据地来，主要是为了检查和了解老根据地的情况。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还存在缺点，对不起。”群众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你真有心呀!”“人民政府、张主席真不会忘记我们。”

刘永生与群众亲密无间，他走村串户，通过召开老区基点村群众代表会、群众大会以及老人座谈会等，了解了不少真实的情况。回到福州后，刘永生向张鼎丞和省里汇报了老区情况。刘永生讲到，老区人民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生活还非常困难，缺食少衣，特别是冬天，有的群众为了取暖，和猪睡在一起。张鼎丞听了心里非常难过，马上召开厅局长及各地(市)负责人会议，要求大家重视并做好老区工作，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老革命根据地工作的指示》。

为了帮助老区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刘永生经常回闽西开展调查研究，有时一年数次。他最关心群众的生产和住房问题，要安居才能乐业。他语重心长地对干部说:“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人民的吃住问题，基点村群众受了这么多苦，房屋被国民党反动派烧光了，没一个落脚点，怎么能安心搞生产呢?我们一定要为他们分忧解愁。”于是，他帮助各县、乡起草报告，要求省、地、县帮助解决。经过省里批准，下拨了建房款，他又和基层干部、群众一起，组成重建家园领导小组，开展建房工作。当看到许多基点村群众住进了新房时，他比谁都高兴。

为了帮助老区群众发展生产，他向上级反映。帮助群众解决农具、种子、耕牛等困难，解决衣食住行困难，使群众得以安居乐业。老区群众提出要发展当地的土特产生产，如土纸、木耳等。为此，要建纸槽、纸厂，允许砍树做原料等。刘永生也从实际出发，要求各级政府帮助解决。

在刘永生的关心下,永定老区人民很快医治了创伤,重建家园。解放初几年中,省拨放永定的恢复建设经费达450多万元,修建房屋4837间,购买耕牛460多头以及犁、耙等农具,恢复纸槽 128座，兴修水利9000多处，发放棉衣、被单等4500多件，修建小型桥梁15座、道路40多条等,使生产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群众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和提高。

刘永生经常说自己是从马石山下来的，这是说他对西溪有特殊的深厚感情。西溪是著名的革命基点村，村里群众提出，生产发展了，但山里野猪太多，经常出没，糟蹋庄稼。刘永生听后，当即表态:“这好办，我回去跟军区商量，拨一部分枪支弹药来，供大家驱兽打猎，确保粮食丰收到手。”不久,省军区就送去了一箱30支的短花旗枪，每支还配了 100发子弹。当乡亲们拿到驱兽的武器时，都激动地说:“党和政府真关心到我们心坎上了!” 

亲友评价

项南：刘永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事业,具有坚强的党性。他勤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言行一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为人正派,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维护团结。他一贯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克己奉公,平易近人。他的高风亮节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

伍洪祥：刘永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是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杰出指挥员,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著功勋。他的高风亮节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他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吴建民：刘永生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红军指挥员，可敬的无产阶级战士。

徐扬：永生同志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他奋不顾身地为革命为人民献出毕生精力，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亲友关系

刘永生妻子黄月英，是一位红色女战士。两人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刘富祥、刘胜祥和刘红。儿子刘富祥，曾任福建省地矿局副总工程师。女儿刘红，在新疆工作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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