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柏真可

苏州吴江名人录

明[公元1543年－1603年，明末四大高僧]

紫柏真可（公元1543—1603），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晚号紫柏。吴江（江苏）人。明代南直苏州人，俗姓沈，法名达观，中年后改名为真可，号紫柏。

紫柏年少时，性格刚烈勇猛，貌伟不群，慷慨具侠义气。十七岁辞亲远游，本欲立功塞上，途经苏州阊门，因大雨不能前进，投宿虎丘云岩寺。一日，行至苏州阊门，忽遇大雨，不能前进。当时，虎丘僧明觉禅师在苏州办事，偶然见到他，壮其伟岸，知是法器，遂以伞蔽之，并邀请真可禅师同归虎丘云岩寺，共进晚餐。那天晚上，真可禅师听见寺僧唱诵八十八佛名，心大开悦，即将腰间所缠十余金，赠给明觉禅师，并请求出家。明觉禅师遂予落发。

受具足戒后，真可禅师曾在嘉兴东塔寺，碰到一位僧人在抄写《华严经》，心生恭敬，便跪在一旁观看，叹道：“吾辈能此，足矣！”于是，他便来到武塘景德寺，掩关三年。出关后，真可禅师便回到吴门云岩寺，辞别明觉禅师，决志策杖游方，以究明生死大事。

一日，真可禅师无意间听到一位僧人唱诵张拙秀才的悟道偈，至“断除妄想徒增病，趋向真如即是邪”这两句时，忽然生起大的疑情。从此以后，真可禅师每至一处，都要把这两句话写在墙上，时时提撕，以至废寝忘食，头面俱肿。后来，终于有一天用斋的时候，真可禅师豁然大悟。他感慨道：“使我在临济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

真可禅师悟道后，即遍历禅席，居无定所。他曾经到过庐山，一度深究法相精义，后又朝五台山，不久又游京师，参礼燕京大千佛寺真圆遍融禅师。遍融禅师是一代华严宗匠。

禅学

明代的佛教以禅宗最盛，但是宗风却极端的衰微。对于晚明禅宗密室传帕、冬瓜印子的宗风，真可、德清等人就感到相当的不耻。有鉴于宗风的衰败颓废，有志之士发愤振兴，提出禅净双修、禅教一致的口号。佛门僧侣几乎都兼修各宗各派之学，就连禅门也不例外，禅净法门不二、经教不废等观点也出现在禅僧的语录中。诸宗融合成为明末佛教的特一。这不仅使得禅学有了复兴的迹象，同时也带动了整个佛教复兴的浪潮。对于这股风潮的推动，明末的四大师功不可没。四大师一致认为没有经教做为背景，便无法获得真正的禅悟。他们从实践到理论，都有促进佛教融合复兴的倾向，指引出禅宗入清以后的发展方向。以真可而言，他一生视复兴佛门、振兴曹溪法运为己任。有鉴于丛林空讲自心佛性，徒以冬瓜印子相为印可的劣陋。身为禅者，真可不仅力振禅门风气，同时强调“文字般若”的重要，特别揭示经教在禅修中的功能。而他对于唯识学的重视，也激起晚明研究唯识学的风潮。

明末思想界中，普遍存在三教同源的思想，佛门的高僧多兼通外学。明末四大师都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莲池袾宏原是个儒生，憨山德清年少时“习举子业”，蕅益智旭也有援佛入儒的著作。同样，紫柏真可也主张三教同源，在他的文集《长松如退》序言中就自称出入于儒释道之间。

紫柏真可主张儒、道、佛一致，不执守佛教的一宗一派，融会性、相、宗义，贯通宗、教。德清大师曾称赞紫柏：“予以师之见地，足可远追临济，上接大慧之风。”紫柏主张佛、道、儒一致，他融和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提出：“不杀曰仁，不盗曰义，不婬曰礼，不妄语曰信，不饮酒曰智。”并写有五首偈颂，对照佛、儒二家五种人伦道德。

紫柏对佛教各宗派思想主张调和态度，“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同时认为文字经教是禅僧得悟的先决条件，不通文字般若便不能契会实相般若。其《石门文字禅序》道：“夫自晋宋齐梁学道者，争以金屑翳眼。而初祖东来，应病投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后之承虚接响，不识药忌者，遂一切峻其垣，而筑文字于禅之外，由是分疆列界，剖判虚空，学禅者不务精义，学文字者不务了心。夫义不精，则心了而不光大；义精而不了心，则文字终不入神。”可见紫柏深入文字般若与实相般若，并能贯通融会，交相应用。又紫柏所订“礼佛仪式”，除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外，还教示礼拜西天东土历代传宗判教并翻传秘密章句诸祖，此亦调和各宗的具体表现。

一日，闻一僧诵秀才张拙的-偈，至“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内心大疑，四处书此二语于壁上，苦思不得其解。一日斋时，忽然大悟：“使我在临济、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自是气宇超绝诸方。不久，参云谷禅师，叩华严宗旨。后至匡山，深究相宗奥义。

万历元年（西元1573），紫柏转至北京法通寺，亲近华严宗匠遍融和尚，又从禅门耆宿啸岩、暹理等禅师参学。两年后，至嵩山少林寺参谒大千常润法师。不久，南徙至浙江嘉兴，密藏道开法师钦仰紫柏的风范，特来访谒，紫柏留他为侍者。

嘉兴楞严寺原为宋代名僧子璇著经疏处，然已荒废甚久，紫柏遂发愿重修，太宰陆五台愿为0，道开任干事，陆五台之弟云台施建禅堂，五楹既成，礼请紫柏作联，紫柏刺血书之：“若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如能护念，骂佛犹益-。”

紫柏真可禅师悟道因缘白话解说

径山紫柏达观真可禅师，俗姓沈，江苏吴江滩缺人。真可禅师少时性格雄猛，卓尔不群，坐若熊蹲，行如象步。十七岁时，欲立功名，辞亲仗剑远游。一日，行至苏州阊门，忽遇大雨，不能前进。当时，虎丘僧明觉禅师在苏州办事，偶然见到他，壮其伟岸，知是法器，遂以伞蔽之，并邀请真可禅师同归虎丘云岩寺，共进晚餐。那天晚上，真可禅师听见寺僧唱诵八十八佛名，心大开悦，即将腰间所缠十余金，赠给明觉禅师，并请求出家。明觉禅师遂予落发。

受具足戒后，真可禅师曾在嘉兴东塔寺，碰到一位僧人在抄写《华严经》，心生恭敬，便跪在一旁观看，叹道：“吾辈能此，足矣！”于是，他便来到武塘景德寺，掩关三年。出关后，真可禅师便回到吴门，辞别明觉禅师，决志策杖游方。

初到大千佛寺，遍融禅师便问：“从何来？”

真可禅师道：“江南来。”

遍融禅师又问：“来此作么？”

真可禅师道：“习讲。”

遍融禅师道：“习讲作么？”

真可禅师道：“贯通经旨，代佛扬化。”

遍融禅师道：“你须清净说法。”

真可禅师道：“只今不染一尘。”

遍融禅师便令真可禅师脱掉外衣，施给旁僧。

真可禅师遂依旨奉行。

遍融禅师于是回头看着真可禅师，说道：“脱了一层还一层。”

真可禅师一听，便微笑点头，于是决定留在遍融禅师座下学习经教。

此外，真可禅师还参礼过禅门大德笑岩、暹理等禅师。九年后，真可禅师又重新回到虎丘，并于松江闭关百日。

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真可禅师前往嵩山少林寺，参礼大千常润禅师，请求印可。刚到少林寺，正赶上常润禅师上堂说法，为大众讲解禅宗公案。真可禅师以为常润禅师以口耳为心印，以帕子为真传，遂感叹道：“西来意固如是耶？”于是决定不入参请，旋即回到南方。

在嘉兴，真可禅师看到古楞严寺久已荒废，被当地的大户人家占用，变为园亭，心生感慨，曾作诗咏道：“明月一轮帘外冷，夜深曾照坐禅人”。于是他四处活动，发心修复。在五台居士的护持下，古楞严寺很快修复一新。真可禅师后应五台居士之弟云台居士的邀请，撰联云：“若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如能护念，骂佛犹益-。”

真可禅师曾经感叹法道陵迟，纲宗堕地，自誓要以荷担0为己任。他认为，以往所刻大藏经，卷帙浩大，不便于普及，于是四处奔走央告，寡资招贤，雕刻方册大藏经，以便流通。真可禅师在世时，此藏尚未完成。后人秉其遗愿，继续雕刻，至清初才完成，是为《径山藏》。

真可禅师与憨清禅师交往甚为密切。二人曾商定共修明代《传灯录》。后因憨山大师被告以私建寺院之罪，被捕入狱，此事终成泡影。万历二十八年（1600），南康知府吴宝秀因拒绝执行朝廷征收矿务税的命令，被弹劾逮捕，其夫人哀愤自缢而死。这两件事对真可禅师的刺激甚大。他曾经感慨道：“憨山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务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若释此三负，当不复走王舍城矣。”

此语后被传到宦官的耳朵里，他们欲置真可禅师于死地。万历三十一年，真可禅师因“妖书”事件，遭诬陷被捕入狱，几经拷问，始终不屈。后来虽查无实据，但是执政者仍不放过他，将他定为死罪。真可禅师听说过，遂说偈云：

“一笑由来别有因，那知大块不容尘。

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橛花开不待春。”

又云：“世法若此，久住何为！”

于是，真可禅师便索汤沐浴，嘱咐侍者性田道：“吾去矣，幸谢江南诸0！”

性田侍者闻言，痛哭不已。真可禅师呵斥道：“尔侍余二十年，仍作此去就耶？！”

当时，有位姓吴的读书人亦在场。吴生向真可禅师请问0。真可禅师遂作偈云：

“事来方见英雄骨，达老吴生岂夙缘。

我自西归君自北，多生晤语更冷然。”

说完，便端坐而化。

御史曹学程听说真可禅师已坐化，急忙前来探视。他抚摸着真可禅师的手说：“师去得好。”

真可禅师又张开眼睛，向曹御史一笑而别。一时狱中香气不绝，六天之后，真可禅师颜色如生。春秋六十一岁。

雕经

明神宗万历初年，紫柏至大云寺参访云谷禅师，在场的法本法师谈起袁了凡居士慨叹梵夹本大藏经，卷帙重多，不易流传，希望改为方册，俾使藏经得以广为流通，紫柏当下赞同，发愿作刻藏的旗鼓，同时撰“刻藏缘起”，陈说刻藏的利益，鼓励募刻全藏，得到陆光祖、冯梦祯、曾同亨及瞿汝稷等人的热心赞助。

紫柏命道开负责开雕方册藏经事宜，法本协助参与刻藏工作，并于万历十四年，与道开东访僻居东海牢山海印寺的德清大师，德清特由京城回访，二人相见恨晚，畅谈达旦。为刻藏之事，两人曾多次出入京城竭力奔走，当慈圣皇太后得知刻藏之举，本欲发内帑下令诏刻，紫柏却不愿接受，表示“宜令率土沾恩”，言明此事应让全国民众共同出资营办，普沾法益。

方册藏经的开雕，历经多年辛苦筹备，终于在万历十七年创刻于山西五台山妙德庵，以明代北藏为基本，对校明代南藏，由紫柏门人如奇法师等主持。后因山中苦寒，不便刻经工作，再加以地处偏僻，材料运送十分费事，四年后即南移至浙江杭州径山寂照庵续刻，故以“径山藏”（明藏万历版）称之。其后又在嘉兴、金坛等处开刊。门人吴用先修复径山下院化城寺，作为贮存经版之处，并施资刻经数百卷。后因各版皆在嘉兴楞严寺印行，故又名为“嘉兴藏”。

德清

万历二十年，紫柏五十岁，北游房山云居寺，朝礼隋代高僧静琬和尚所刻石经，于石经山雷音洞佛座下得和尚所藏佛舍利三枚。慈圣皇太后得知紫柏已至京城，命近侍陈儒备办斋供，供养僧伽黎。紫柏辞谢道：“自惭贫骨难披紫，施与高人福更增。”太后遂恭请佛陀舍利入宫供养三日，并赐内帑造大石函，将舍利重藏于石窟。

静琬和尚刻石藏经处，像设拥蔽，石经薄蚀，而琬公塔院也早已被寺僧所卖，紫柏于是以太后所施斋银将塔赎回。适巧德清来访，二人便共往石经山礼赞，紫柏请德清为舍利的发现及琬公塔院的复兴，撰写<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及<涿州石经山雷音堀舍利记>，紫柏则撰写<房山县天开骨香庵记>。

其后，紫柏与德清两人在都门西郊相对畅谈四十昼夜，共议复修明朝《传灯录》，并相约前往曹溪，复兴法脉。万历二十三年，紫柏在庐山等候德清一同前往曹溪时，却获知德清-致难的消息，于是独自先行。紫柏行至京师，才知德清被谪戍雷州，便在江浒之地等待。时值严冬，两人相见于下关旅泊庵，紫柏握着德清的手说：“公不生还，吾不有生日！”并发愿为德清诵《法华经》百遍，祈求佛力加被。

蒙冤

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对于明朝的佛教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明太祖规定所有的僧侣分为禅、教、讲三类，除了从事瑜珈事业的教僧之外，禅、讲诸僧只能在丛林中专事于禅修与经教的研习，使得僧侣多被限制于山林之内，断绝了与世俗之间的来往。这应该也是明中叶以前，历史上极少有高僧住世之相关记载的主要原因。

这种严格的僧俗隔绝规定，也是在妖书事件发生时，真可被询以“如何不在山中修行”的主要原因。这种“离群索居”、“经忏佛教”的佛教型态，与明太祖的佛教政策有着极大的关系。明成祖永乐因受僧人的帮助篡夺帝位，一改太祖对佛教严统的态度。成祖对佛教的尊崇，带动了以后各朝的佛教发展。各朝的帝王，几乎都好佛。由于帝王对于佛教的崇信，无论是在藏经的刻印，寺院的兴建，都有很大的帮助。王室支持的态度，对于明末僧人佛教事业的推动有极正面的影响。如紫柏真可与憨山德清在复寺与刻经的事业上，就都得到曾慈圣皇太后的赞助。然而帝王的崇信佛教，对于教团的发展也绝非只是正面的影响。朝廷错误的宗教政策，使得僧团过度的发展，导致僧侣素质的低落，这也是造成明末佛门衰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万历二十八年，朝廷征收矿税，宦官乘机扰民，南康知府吴宝秀拒不执行征税命令而被逮捕，夫人愤死。紫柏多方调护，授以毘舍浮佛偈予吴宝秀：“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谆嘱其诵十万颂，当可出狱。紫柏忧心忡忡地感叹道：“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

紫柏慷慨激昂的言论，终于引起朝廷的侧目，门下弟子与德清等人皆力劝他尽速离京。不久，谤言四起，忌者乘机诬陷他滥用公帑，乃朝廷内部倾轧，匿名“妖书”的造作人，紫柏遂蒙冤被捕下狱。

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执政法司定罪论死，紫柏以世法如此，久住何为？即说偈云：“一笑由来别有因，那知大块不容尘。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橛花开不待春。”言毕，端坐安然而逝，世寿六十一，法腊四十一。遗骸浮葬于西郊慈慧寺外，后移龛至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万历四十四年于开山前文殊台荼毘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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