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隽湘

[公元1916年－1999年，生物制品学家]

刘隽湘，(1916年—1999年）生物制品学家。40年代，首次在中国分离出出血性黄疸钩端螺旋体和发现伊凡氏锥虫，参加了科恩氏低温-血浆蛋白分离第10法的建立。1951年，协助汤飞凡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全国统一的生物制品规范(草案）。在研究严重烧伤败血症中提出“内毒素血症”的概念，并发现丙种球蛋白的治疗作用。在从事生物制品生产研究的几十年当中，他创建和改进了多项工艺。1978年，倡导引进和大规模推广应用血浆单采术，解决了原料血浆的供应问题，对推动中国血液制剂工业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刘隽湘，于1916年11月27日生于北京，祖籍河北任丘。5岁启蒙，在家塾中读书。他11岁那年父亲患背痈，久治不愈，生命垂危，后来住进北京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由法国著名外科医生迪勃尔作了手术，不出一个月便痊愈出院。这件事给刘隽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决心长大后也作这样一个医生。1928年，他考进北平第二中学，1931年初中毕业升入汇文中学高中，1934年毕业，同时考取了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科和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因为他希望远远摆脱他所厌恶的封建家庭，所以选择了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他随学校迁往昆明，1940年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担任了云南省立昆华医院内科的助理住院医师。他在内科兼管临床化验室，接触到微生物学和免疫学。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是细菌学的黄金时代，许多病原体被陆续发现，发明了疫苗，又发现了磺胺和青霉素等特效药物，他对这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化验室所用试剂大多是迁到昆明的中央防疫处出品的，因为业务关系，刘隽湘认识了该处处长汤飞凡和技正魏曦，受他们的影响，产生了改学微生物的念头，而汤飞凡也正在为防疫处物色人才。刘隽湘于1942年来到了中央防疫处。从此他走上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从事生物制品事业的道路，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曾多次获奖。1945年、1947年先后两次出国，到印度、美国学习深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历任主任技师、研究员，血清室、第三研究室、血液制剂室、细胞免疫制剂研究室的主任，同时历任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卫生局技术顾问，中国输血学会名誉理事，血液制品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全军血液制品咨询组组长等职务。刘隽湘为中国的生物制品和血液制剂事业作了众多的贡献。

1942年，刘隽湘来到中央防疫处被分配到检定室，在魏曦的指导下工作，受到了严格的实验室基本训练，并系统地阅读了许多微生物学免疫学经典著作和文献，进步很快。除了疫苗、血清的质量检定外，他还参加了魏曦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1943年在魏曦的指导下，他从昆明的污水中分离出出血性黄疸钩端螺旋体，同年，由美国军队从印度带进的军马血中发现了伊凡氏锥虫。刘隽湘还在小白鼠模型中证明了青霉素能有效地杀灭锥虫。这在中国均属首次。

1944年，刘隽湘考取了重庆国民政府卫生署的奖学金，到印度加尔各答热带病学院进修，1945年，获得热带病学文凭。接着，他又到哈夫金研究所实习了半年。在他之前，防疫处技正黄有为曾在这里研究白喉产毒培养基。他在哈夫金研究所血清室主任拉希里(Lahiri)的指导下，完成了黄有为未来得及完成的部分实验。1945年，刘隽湘回国，仍然到防疫处工作，被调到黄有为负责的血清室，协助黄有为研制成功改良马丁氏白喉产毒培养基，后被称为“黄氏培养基”，一直沿用到60年代。

参加科恩氏低温-血浆蛋白分离第10法的建立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改称中央防疫实验处。刘隽湘随防疫处回到北平，升任血清室技正。1947年，他得到美国医药援华会的资助去美国进修。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物理化学系E.J.科恩(E.J.Cohn)教授领导的一个研究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成功“低温-血浆蛋白分离法”，制造了大量的人血白蛋白，在前线抢救伤员中起了巨大作用。这种方法在战争期间属于军事秘密，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才公开发表，按试验编号称为科恩氏第6法(Cohn’sMethod6)。这个方法一经发表，即在全世界得到广泛应用，当时许多盟国都派人去参加科恩氏的研究组，刘隽湘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

刘隽湘到哈佛大学医学院时，科恩氏的研究组正在进行“低温-血浆蛋白分离法”的进一步改进和各种血浆蛋白生理功能和临床用途的研究。一名研究人员J.翁克莱(J.Onckey)正在研究提取丙种球蛋白的方法。这个方法于1949年发表，称为科恩氏第9法(Cohn’sMethod9)。刘隽湘参加了第9法的改进和第10法的建立。第10法于1950年发表，比第6法和第9法又先进了一步。

保护中央防疫实验处参与制定中国第一部生物制品规范(草案)1948年，刘隽湘得到了哈佛大学的研究奖学金，开始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因中国形势发生变化，应汤飞凡的要求提前回国。当他乘船到达上海时，北平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下，陆海交通已经断绝，只能乘飞机回到北平。不久，汤飞凡被南京国民政府召往南京商议筹建广州分处事宜，刘隽湘被指定为中央防疫实验处代理处长。当时北平的形势非常紧张，物价暴涨，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到处骚扰滋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刘隽湘受汤飞凡的重托，和全体员工一起保护防疫处，使之免遭破坏。1949年2月，防疫实验处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刘隽湘继续担任代理处长，因护厂和协助接管有功，被评为“功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防疫实验处正式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改名“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继续任所长，刘隽湘任血清室主任。1951年，汤飞凡受卫生部委托筹建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朱既明和刘隽湘分别被指定起草《生物制品规程》的通则和各项制品的《制造和检定规程》，从而协助汤飞凡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全国统一的生物制品规范(草案)。

1949年，原察哈尔省北部鼠疫流行，需要大量菌苗，供紧急预防接种。当时苏联供应的菌苗数量不足，而且注射后反应大。刘隽湘协助汤飞凡在短时间内突击制成中国自己的无毒鼠疫活菌苗，质量优于苏联供应的菌苗，满足了急需。直到“文革”以前，血清室在刘隽湘的领导下，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品种不断增加，在提高原有产品质量和研制新产品方面不断取得进展。

50年代初，刘隽湘提出抗毒素必须精制，类毒素也同样需要精制。1952年，他在中国最早引进胃酶消化精制抗毒素的工艺，代替了浓缩抗毒素，提高了抗毒素纯度和使用的安全性。1952—1957年，他研究建立硫酸铵盐析出精制类毒素和磷酸铝吸附精制类毒素的生产方法，后因采用大罐，又改用氢氧化铝吸附，保证了制品的高效力、稳定性和安全性，这种方法沿用至今。该制品于1982年获得卫生部优质产品奖和国家银质奖。

1957—1962年，他应用深层通气培养，制造白喉毒素，产毒素达到当时国际最好水平，并于1964年投入大量生产。1950年，刘隽湘改进了C.F.麦卡恩(C.F.Mckhann)和诸福棠法，在中国首先大量生产“胎盘血球蛋白”。1953年，改进工艺，用盐析-等电沉淀方法提纯球蛋白，改善了制品的外观。1959年，又研究建立了中国独特的新的生产工艺“硫酸铵盐析-明矾沉淀法”，使丙种球蛋白纯度明显提高，同时还能去除热原。此项生产工艺在全国推广，许多单位沿用到今，后来证明也能去除乙型肝炎表面抗原。1977年获北京市医药卫生科技成果奖。胎盘丙种球蛋白还于1982年获卫生部优质产品奖。

1959年，刘隽湘提出回收白蛋白的建议。在他的热心指导下，生化室于1964年研究成功“酸沉淀-辛酸钠热处理法”，从胎盘浸液中同时提取白蛋白，并于1966年在中国首先大量生产胎盘血白蛋白。1970年，刘隽湘在最困难的岁月里，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针对白蛋白生产0现的热原和毒性反应问题进行研究，采用氢氧化铝凝胶吸附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后来这种方法在人血浆白蛋白和其他制品的生产中也被广泛采用，沿用至今。胎盘血白蛋白生产工艺和去除毒性物质的工艺改革分别获得1977年北京市医药卫生科技成果奖和1978年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1982年以前，人胎盘血丙种球蛋白和白蛋白是中国大量生产供应的仅有的血浆蛋白制品，在医疗和预防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60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学者发现丙种球蛋白“自然裂解”现象。1963年，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生化室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并证实是因胎盘球蛋白制品中含有残余的蛋白酶而引起的。另方面，已知正常丙种球蛋白静脉注射可引起严重反应，如轻度裂解则不会引起反应。由此，刘隽湘想到在人为控制下，使球蛋白轻度裂解，应当可以制成静脉注射球蛋白。按照这种设想，刘隽湘精心制订试验方案，设计工艺，通过试验制订出控制“裂解”程度的指标，终于制成了胎盘自然裂解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这项工艺设计合理，简单易行，于1985年获得国家级医药卫生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50—60年代，中国对预防接种的反应普遍存在着许多模糊认识，从而影响预防接种的开展。刘隽湘搜集了大量资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成了《预防接种反应问题》一文，从免疫学、病理生理学、临床学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接种反应(副作用)的原因及其机理，澄清了许多混乱的概念。该文先连载于1964年《生物制品文摘与综述》杂志上，后又修订收于《预防接种与有关免疫学问题》一书中。

刘隽湘指出，过去对预防接种当中发生反应的病理生理本质认识不清，有人认为可以完全没有反应，似乎所有的反应都是“异常”现象，因而就推论疫苗质量不佳，甚至提出消灭反应”的口号。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有些反应的出现是正常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正常反应包括：创伤(针刺、划破皮肤)、异物(外来的物质进入体内)反应、炎症(如细菌、注入体内，即使不引起感染，也会引起炎症)、免疫反应(白细胞及抗体增加，淋巴组织增生等)。如果没有这些反应，预防接种也就不会产生免疫作用了，因此提出有些反应是“正常反应”，是应该发生的，不是“副作用”。

刘隽湘对预防接种反应作了分析，一方面，将反应按轻重分为“正常反应”与“加重反应”，前者是在正常情况下会发生的反应，后者是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发生的(如注射的剂量太大，注射的部位选择不当，注射操作不当等)，其性质与正常反应相同，仅程度较重或发生的例数(反应率)较多。另一方面，将反应发生原理分为：(1)创伤反应、异物反应；(2)炎症反应；(3)热原反应；(4)免疫反应(正常免疫反应，过敏反应或变态反应等)。这些都不一定是因为疫苗或血清质量不好，也不一定是预防接种操作不当才会发生。而且有些预防接种如果没有反应，就是接种失败了。最典型的例子是种牛痘必须发痘才有效，接种卡介苗必须产生对结核菌素的变态反应才有效。

“异常反应”则是在正常情况下不应发生的，如接种时发生感染，注错途径(如卡介苗注入皮下)，疫苗质量不好(含杂质，毒性物质，热原)。

刘隽湘提出，预防接种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的，例如种牛痘有发生全身痘、坏疽痘、脑炎的危险；注射卡介苗有发生冷脓肿的危险；注射百日咳菌苗有发生脑炎的危险；注射狂犬疫苗有发生变态反应性脑炎的危险；……但是还要接种，因为不接种有发生传染病的危险，得了病对健康和生命的危险更大。

刘隽湘对事业有着执著的追求，他博览中外有关文献，善于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研究方向和远景规划的建议。他一贯孜孜不倦地埋头工作，不务虚名。他的名字被收入历史悠久的美国马奎斯氏世界名人录(Marquiswho’swhointheworkd，8thed.)。他善于写作，但不喜欢发表文章，作报告，他的许多科研论文仅发表在内部发行的参考资料上。他说，只要能达到交流的目的，形式不拘。他珍惜每一刻时间，不停地工作着。他年逾古稀，有人劝他放松些，保养身体。他说：“我比不了年轻人来日方长，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还说：“人要生活，而不能只是生存，活着而不起作用，反而成为社会负担，就没有活着的意义了。”刘隽湘于1989年退休，现在仍然思维敏捷、富有活力。他除了被本所回聘以外，仍经常被邀请到许多血站或血液制品研究所指导工作，但从不肯接受报酬。他继续为中国生物制品和血液制剂事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简历

1916年11月27日生于北京。

1940年于昆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

1940—1941年任云南省立昆华医院助理住院医师。

1942—1944年任昆明中央防疫处技佐。

1945年到印度加尔各答热带病学院进修，获热带病学文凭。

1945—1949年任北平中央防疫实验处技士、技正、代理处长。

1947—194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物理化学系进修，

1949—1989年在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任主任技师、研究室主任。

1954—1962年任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

1956—1965年任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委员。

19861990年任南京市卫生局技术顾问。